秦浩然一路写来：春秋战国私学兴起，孔子“有教无类”。

汉代立太学，设五经博士，开中央官学之先。

郡国设学，启地方教育之端。

唐代教育体系完备，中央有国子监六学（国子、太学、四门、律、书、算），地方有州县学；宋代书院勃兴，与官学互补，形成“庙学合一”格局。

他不仅叙述沿革，更分析每个阶段的特点与意义。

写到宋代时，他特别提到了书院自由讲学、质疑辩论的风气，以及其对理学发展的推动作用。

最后总结：

“纵观三代至唐宋，学校之制，由官府而民间，由贵族而庶民，由单一而多元。

其势也，日益下移；其效也，日益广被。

此非独制度之演进，实乃文明之拓展，士人精神之觉醒也。”

此题写完，已是午后。

秦浩然感到饥饿，但食物已经耗尽。

他只能多喝了几口水，强压住腹中的空虚感。

最后一道题，也是压轴之题：汉唐宋贤臣选拔与治政成效。

秦浩然知道，这道题最能展现他的历史洞察力。

他需要将选拔制度与治国成效结合起来分析，找出其中的因果关系。

他先写汉代：

“汉初选用，多重军功、荫任。

武帝始兴太学，设孝廉、茂才，开察举之制。

然行之既久，弊窦丛生：权门请托，虚誉成风。

故东汉之衰，实与选官失当相关。

然其间亦有贤臣如贾谊、晁错、董仲舒、诸葛亮辈，皆由察举或征辟而显，辅成治世。

可见制度虽弊，得人则昌。”

再写唐代：

“唐承隋制，开科取士，使寒门有进身之阶。

其制有秀才、明经、进士诸科，而以进士最贵。

然唐之科举，未脱门第之囿，进士多出世族。

且铨选重身言书判，实务能力反在其次。

然太宗有房杜，玄宗有姚宋，皆一代贤相，治成贞观、开元之盛。

此用人得宜，补制度之不足也。”

最后写宋代：

“宋惩唐五代之弊，广开科举，糊名誉录，务求公正。

取士之额，倍于前代。

任官之制，益加严密。

遂有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辈，迭出其间。

宋之文治，冠绝前古，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实赖此选官之制。

然制度过密，则人才拘谨；议论过多，则政事迟滞。

此其得失互见者也。”

写完这些具体分析，秦浩然笔锋一转，开始总结：

“综观三代，得一结论：贤臣选拔，乃治国之基；制度设计，须因时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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