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份清单比审讯笔录厚得多，足有上百页，记录了“惊蛰”案前后扣押的所有物证——图纸、账本、现金、房产证、车辆登记证。

他翻到现金扣押的部分，在密密麻麻的数字里找到了那个数字：五十万元整。

扣押地点是江城市城郊槐树乡陈国良父亲故居柴房。

扣押日期是审讯刘文昌后的第五天。

办案人是市局纪委两名干部，签字完整，日期清晰，流程无懈可击。

但陆峥注意到一个细节——扣押日期和审讯刘文昌的日期之间，隔了五天。

这五天里发生了什么？

刘文昌在审讯室里的供词没有任何涉及陈国良的内容，为什么五天之后纪委突然跑去搜陈国良父亲的旧宅？

是谁提供的线索？

纪委不可能凭空知道一个老刑警的父亲二十年前住过的老宅子里藏着现金。

他继续往下翻。

在物证照片的附页里，他找到了一张五十万现金的封存照片。

照片是黑白的，像素不高，但能看清那些捆扎整齐的钞票堆在蛇皮袋里，每一捆都用牛皮纸包裹着。

陆峥把照片举到日光灯下仔细看，忽然发现了一个所有人都没有注意到的细节——钞票的捆扎方式是银行专用的十字捆扎法，扎钞纸是原色牛皮纸，上面盖着红色的银行经办人名章。

名章上的字迹虽然模糊，但隐约能辨认出一个“高”字。

高。

江城商会当时登记在册的银行往来账户，全部集中在江城商业银行中山路支行。

而中山路支行的行长，根据老鬼后来调查到的资料，正是高天阳的堂叔。

这笔钱从银行金库里取出来的时候，经手人姓高。

被塞进蛇皮袋的时候，经手人姓高。

被埋在陈国良父亲柴房里的时候，经手人还是姓高。

二十二年前的这五十万，从头到尾都刻着一个“高”字，但没有任何一个人顺着这个字往下查。

因为没有人会怀疑一堆钞票上的捆扎痕迹——谁会去研究钱的包扎方式呢？

栽赃者不会想到有人会去看这个，因为他们自己从来不看。

而陆峥会看，因为他是刑警出身，他的教官教他的第一课就是：犯罪分子最不会伪造的，就是他们觉得不重要的细节。

陆峥拿出手机，对着那张照片连拍了五张，又打开一个加密笔记软件，把银行名章上那个模糊的“高”字圈出来，标注了一行小字——“查江城商业银行中山路支行，高姓经办人”。

然后他继续翻看案卷的其他部分。

在翻阅刘文昌的公司财务记录时，另一份不起眼的文件引起了他的注意。

那是一份公司年检报告，夹在账本和税务登记证之间，封面上印着“江城商会会员企业·江城商贸有限公司”。

公司法定代表人是刘文昌，注册资本五百万。

但在股东名-册-那一页，有一个被划掉的名字。

名字被钢笔横着划了一道，墨迹很重，几乎把原来的字迹完全盖住。

陆峥把纸举到灯下，变换角度反复辨认，终于从墨迹的缝隙里拼出了几个残存的笔画。

那个被划掉的名字，是“张敬之”。

张敬之。

沈知言的导师。

“深海”计划的发起人。

一年前从实验楼顶层坠楼身亡。

他不仅是陈国良那份七人名单上的一个名字，还是刘文昌公司的原始股东。

他在二十二年前就和刘文昌有商业往来，在刘文昌被捕后立即划清界限，将自己从股东名册上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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