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到这里，他的笔停顿了一下。

眼前浮现出村小学的样子：破旧的土坯房，窗户上七零八落的玻璃，冬天教室里哈出的白气，孩子们冻得通红的小手。

他吃过这种苦。

在煤油灯下写作业，手冻得握不住笔；坐在漏风的教室里听课，脚冻得没了知觉。

那种苦，他不想让下一代继续吃。

“妈，这钱一定要用在小学上。

您去找村长，找校长，就说是我捐的。

玻璃要装，煤要买，炉子要生起来。

如果钱不够，您写信告诉我，我再寄。”

他继续写：“还有，给学校的孩子们每人买一套新文具……铅笔、橡皮、本子。

告诉他们，好好读书，读书能改变命运。

我就是例子。”

写完这些，他又另起一行：“妈，我一切都好。

学校很重视我，同学很照顾我。

您放心。

快过年了，等放了寒假我就回家。”

落款：“儿卿云”。

写完，他把汇款单递进去。

女工作人员接过，看了看金额，又看了看附言，抬起头，眼圈有点红。

“同志，”她轻声说，“您是个好人。”

周卿云摇摇头：“我只是做了该做的事。”

汇款办完，又开了存折。

三千元存进去，存折是崭新的，红色的封面，印着国徽。

周卿云把它小心地收好。

从邮局出来，天已经有些暗了。

冬日的黄昏来得早，四点多钟，天色就开始发灰。

周卿云拎着空了的帆布袋，走在回学校的路上。

路过一家新华书店时，他看见门口排着长队。

队伍一直排到人行道上，人们搓着手，呵着白气，但脸上都带着期待的表情。

书店门口的告示牌上写着：“《萌芽》1988年1月刊，今日到货，限量供应”。

周卿云站在街对面，看了很久。

那些排队的人里，有和他年纪相仿的年轻人，有中年知识分子，甚至还有几个头发花白的老人。

他们在寒风中等待，只为买一本杂志，读一个故事。

这就是文字的力量。

这就是创作的意义。

他的心里涌起一股暖流，比收到六千七百五十元时更温暖，更充实。

回到宿舍时，天已经完全黑了。

宿舍楼里灯火通明，307的窗口也亮着灯。

周卿云上楼，推开门，几个室友都在。

“办完了？”王建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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