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吵，辩论，计算，权衡。

最终，在社长的一锤定音下，决议通过了：给周卿云版税。

但不是无条件的。

“10%的版税。”社长最后说，“但有两个条件：第一，单行本必须在二月刊结束发行之后才能上市；第二，单行本发行量必须超过二十万册，版税协议才生效。”

他看向赵明诚：“二十万册，不多，但也不少。

毕竟很多人已经在杂志上看过了。

如果还有二十万人愿意买单行本，那就证明周卿云值得这个待遇。”

下午四点，赵明诚再次敲响了庐山村十七号的门。

周卿云打开门，看见赵明诚脸上复杂的表情，心里已经有了答案。

“进来说。”他侧身让开。

两人再次坐下。

赵明诚从公文包里拿出新的合同，推到周卿云面前。

“10%的版税。”他说，“但有两个条件。”

周卿云翻开合同。

条款改了：不再是稿费，而是版税。

图书定价1.

8元，版税10%，每卖出一本，周卿云可得0.

18元。

如果发行二十万册，就是三万六千元……比原来的稿费八千八百元，多了近三倍。

但后面附加了两条：单行本必须在《萌芽》二月刊发行后上市；发行量超过二十万册，版税协议才生效，否则按原稿费标准支付。

周卿云看完，笑了。

“二十万册，”他说，“你们觉得能卖到吗？”

“不知道。”赵明诚实话实说，“但如果你觉得能，就签。

如果你觉得不能……我们可以改回稿费。”

周卿云拿起笔，在合同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赵总编，”他签完字，抬起头，“二十万册，只是开始。”

赵明诚看着这个年轻人，突然想起社长那句话：“《山楂树之恋》绝对不会是他最后一本书，也不会是他最好的一本书。”

这一刻，他相信了。

窗外的夕阳正好，照进客厅，照在茶几上那份合同上。

1988年1月28日，中国出版界第一份作家版税合同，在复旦庐山村十七号，悄然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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