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没有站起来，就坐在那里看着那封信，像是要跟它做一个了断。

“这个……”她开口，声音不大，“是在英国的同学托我带回来的。

本来要给叔叔的，可现在他病倒了，其他人我不信！”

依萍松开把手，走回来两步。

“这封信很重要吧！”

祁蕾抬起头看着她：“我在伦敦的时候认识几个同学，都是中国人。

有几个是东北流亡过去的，还有两个家里在上海做生意的。

我们平时聚在一起，聊国内的事。

他们——想说点什么，想做点什么，但没有渠道。

写信回来怕被截，托人又找不到可靠的。

他们知道我叔叔在国内教书，知道他认识的人多，就问我能不能带一封信回来。”

她低头看了看手里的信封：“这封信写好了一个月了，一直放在他们那儿，寄不出去。

后来听说我要回国，他们就托我带回来，说面交我叔叔。”

祁蕾抬起头看着依萍：“可我从码头出来，到家门口，邻居说他住院了。

我赶过来一看，他躺在这儿，话都说不利索。”

她顿了顿：“这封信在英国放了这么久才上路。

寄信的人不敢托人。

他们托付给我，我把信带回来了。

可我叔叔这个样子——我不知道他还能不能处理这件事。

这封信说的是什么，我看了大概，但那些事我不懂。”

她把那封信递过来，手悬在半空中，没有缩回去：“我思来想去，觉得这封信不该止步于此。”

依萍看了看那封信，又看了看祁蕾：“你信我？”

“我如果不信你，就不会拿出来。”

依萍接过信封，没有当场拆开：“好，交给我。”

当天晚上，依萍带着那封信找到了陈明昊。

两个人直接去了他那栋小洋楼。

灯只开了一盏，昏昏黄黄的，她把信放在茶几上，把祁蕾说的话原原本本转述了一遍。

陈明昊拆开信看完，眉头慢慢皱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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