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以人心最恶之处来揣测。

胥吏将上官的令书哪怕曲解一字，等传到百姓耳中，其意便早已大为不同。

这时便成了吏治之害——不改一字而歪其意。

正是为了杜绝这种一家独大的解释权，李煜才会一早就在百姓内部推行起甲保制。

用保长、甲长，择选乡中有威望者，与吏同传。

这些人往往也是百姓中少有的能识会读的知识分子。

正因为掌握知识，他们才在乡邻间具有威望。

这在推行科举制的朝代都是很平常的风气。

也是因为识字懂数，这样的人才能帮助乡邻在缴税的时候不吃暗亏。

这样的人，便是所谓乡贤。

他们大多数身上突出的其实不是品德。

而是能够帮助乡邻维护切身利益，这才是他们认可的代言人。

乡贤与胥吏。

二者在李煜治下，就像是两条互不相交的并行线，谁也不能对上意享有独家的解释权。

受到破格提拔的乡贤，在基层治理的参与面上表现得极为狂热。

李煜改变的不是治下胥吏的思想，贪婪者依旧贪婪，仁善者依旧仁善。

他们中的大多数或许依旧惯于擅弄职权，甚至贪占些小便宜。

这是人性的劣根，也是长久的行为惯性。

可他们不再是一家独大，乡贤几乎是李煜明牌打出的替代品。

为了不被乡贤彻底取代，胥吏们的奋斗拼搏也就成了必然。

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内卷。

他们不再思索如何肥己为先，而是思虑如何做出一些成绩，以求保住地位。

于是，吏治为之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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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汝诚出使时看到过山中吏治，如今也尝试过在抚顺县中照搬照用。

只是结果不大理想。

这不同于李煜治下东拼西凑的零碎基本盘。

沈阳军民之间的旧体系保留的太过紧密与完整。

恰恰是这份完整，使得出现‘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的古怪情况。

明明是一样的制度，可隔着一条浑河，却有了两种截然不同的面貌。

原因无他。

此间乡贤与胥吏本就是一家人，二者互通有无，郭汝诚的大胆变革就只能是换汤不换药。

这却不是他一人之过。

归根究底，李煜是在一片废墟上重建，郭汝诚却奢望在旧楼里改建。

看似目的一致，实则方式方法大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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