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副团长从观察镜里看到，公路两侧的街道上，有日本老百姓站在屋檐下看着他们。

有些人脸上是恐惧，有些人脸上是麻木，还有几个穿和服的老妇人双手合十，嘴里念着什么。

一个小孩从门缝里探出半个脑袋，被母亲一把拽了回去。

“别管她们。”

周副团长对驾驶员说，

“继续走。”

前方街道拐角处出现了日军的街垒。

沙袋堆了两层，后面架着一挺重机枪，旁边还有几个步兵端着步枪。

机枪开火了，子弹打在坦克的正面装甲上，叮叮当当地弹开了，连个白印都没留下。

周副团长把炮塔转过去，瞄准街垒，开了一炮。

炮弹穿透沙袋在后面的建筑物里爆炸了，街垒被掀掉了一半，机枪哑了。

剩下的日军步兵开始往后跑，被坦克上的并列机枪扫了一梭子，倒在了街上。

“步兵上去清一下。”

周副团长对着送话器说。

随行的东大步兵从坦克后面散开，贴着街道两侧的墙壁往前搜索，逐屋逐巷地清剿残敌。

动作熟练得像是做过几百遍——事实上他们确实做过几百遍。

从华北的村庄到汉城的城墙，从朝鲜的山谷到九州的海岸，这支步兵部队打了将近两年的仗，从游击队打成了正规军，从拿着老式步枪的农民武装打成了清一色德械装备的精锐兵团。

这一切的起点，是德国教官。

周副团长还记得第一次见到德国顾问的那个秋天。

那是几年前的事情，在华北的一个山村里，德国顾问团来了十几个人，领头的叫米勒，据说参加过西班牙内战，左臂少了半截，米勒教他们射击、教他们战术、教他们怎么在炮火下保持队形，还教他们认字、教他们算数、教他们什么叫“阶级”。

那时候周副团长还是个大字不识几个的放牛娃，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利索。

米勒用手掌拍着他的肩膀说：

“你脑子不笨。

只是以前没人给你机会用。”

后来仗越打越大，装备越来越好，人越打越少，但活下来的人越来越硬。

汉城那一仗，周副团长带着一个连冲上城墙的时候，身边只剩二十三个人。

他们用刺刀把日军从城墙上推下去，然后在城头插上了一面旗。

旗子被弹片撕了三个洞，但还在飘。

从汉城到下关，从朝鲜到九州，周副团长觉得这一路打过来，日军的战斗力在肉眼可见地下降。

汉城的时候日军还能组织起像样的反击，到了九州，日军的抵抗越来越散，越来越乱，像一只被围猎的野兽，还在咬人，但咬得没有章法了。

他知道原因——老兵打光了。

有经验的下级军官也打光了。

剩下的要么是补充来的新兵，要么是从别的战场撤下来的残部，建制不全，指挥混乱，重武器基本丢光了。

而对面的联军呢？

越打越多，越打越强，越打装备越好。

下午五时，周副团长的坦克连推进到了下关市中心。

市政府大楼的楼顶上飘着一面白旗，是当地商会的人挂的。

一个穿西装的老年男人站在楼门口，双手举过头顶，身后站着十几个同样举着手的市民代表。

周副团长从坦克里钻出来，走到那个老年男人面前。

翻译跟上来，把老人的话说给他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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