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想学好了技术，将来开筑路机械。”

这时，一群年轻人推着装满测量仪器的推车从旁边经过。

带队的是个戴眼镜的姑娘，看起来不过二十出头，胸前别着“技术员实习”的徽章。

“注意坡度的精度！”

姑娘的声音清脆有力，

一个年轻工人嬉皮笑脸地问：

“安娜同志，这么严格干啥？

汽车又不会在乎这点坡度。”

安娜停下来，严肃地看着他：

“这条路的设计使用寿命是五十年。

每一厘米的误差，都会在未来变成需要修补的裂缝。

我们是给子孙后代铺路，同志。”

年轻工人立刻收起笑容，认真调整起仪器。

卡尔和工友相视一笑。

“看见没？”

工友压低声音，

“我听说那哥女同志是从维也纳来的。

她父亲以前是奥地利的工程师，现在全家迁到柏林了。

她自己在技术学院培训了六个月，就被派到工地当实习技术员——一个月工资280马克，和咱们差不多。”

“韦格纳主席说过，”

卡尔想起在工地广播里常听到的话，

“‘在社会主义德国，劳动不分性别，不分出身，只分贡献。

’”

午休的哨声响了。

工人们涌向工地边缘的临时食堂——那是一排用预制板材搭成的大棚子，里面整齐地摆着长条桌椅。

今天的菜单用粉笔写在黑板上：

土豆炖牛肉、黑麦面包、蔬菜汤、苹果。

空气里弥漫着食物的香气。

卡尔排队打饭时，听到前面两个年轻工人在聊天。

“……所以你到底报名没？”

“报了！

下个月就去柏林的驾校培训。

等我拿到驾驶证，就想办法攒钱买辆‘人民汽车’——咱们建的路，总得自己试试吧？”

“我媳妇儿说，等咱们这段路通车了，她就带着孩子坐长途汽车来看我。

从柏林过来，说是只要四个小时！”

打好饭，卡尔和另外几个工友坐在一起。

桌子另一端坐着个面色黝黑、身材敦实的男人——那是他们的支队长。

“我们支队的进度简报。”

支队长一边切着面包，一边说，

“第一支队那边，法兰克福段的桥梁基础已经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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