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那些具体的商业细节，就说‘家属私人事务，具体情况不详，但保证一切在法律框架内’。

含糊一点，给他们个软钉子。”

布雷默顿了顿，看向两位下属：

“你们两个跟了我不少年了。

我是怎么对待自己人的，你们清楚。

只要把工作干好，把事情办得漂亮，让上面看到成绩，其他的……不用担心。

现在国家百废待兴，正是用人之际，也是有为之人施展抱负的时候。”

布雷默压低了声音，

“莱比锡-德累斯顿走廊二期工程马上就要上马，预算更大，物资更多。

还有南部的化工基地修复计划……都是硬骨头，也是大机会。

好好干，把项目管好，把进度抓上去，把小麻烦都给我处理干净。

将来，总局副局长的位置，各重点地区的总指挥，

还不是需要信得过、有能力的同志去担当？”

两人对视一眼，眼中都闪过热切的光芒。

“请局长放心！”

“我们知道该怎么做！

一切以工作为重，以大局为重！”

“很好。”

布雷默脸上露出笑容，挥了挥手，

“去忙吧。

记住，我们是做实事的，不是搞政治的。

只要成绩摆在那里，谁也动不了我们。”

两人恭敬地退出办公室。

门关上后，布雷默脸上的笑容渐渐消失，

他重新拿起那份监察部的公函看了看，

“想查我？

没那么容易。”

奥托·布雷默并非天生的革命者，甚至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并无多少真正的认同。

他本质上是一个旧帝国培养出的、高度专业化的技术官僚，信奉效率、数据和自上而下的权威管理。

革命浪潮席卷而来时，他敏锐地察觉到旧秩序已无力回天，而新政权急需他这样懂行的人来维持经济尤其是命脉行业的运转。

于是，他选择了与新政府“合作”，并凭借其过硬的专业知识和在旧体系内积累的人脉关系，迅速在新体制内找到了位置，并且越爬越高。

最初，布雷默也曾小心翼翼，试图在新规则下做事。

但很快，布雷默发现了巨大的“操作空间”。

战时和战后初期的混乱留下了无数管理空白和模糊地带；庞大的重建计划如同一个资金和物资的黑洞；而新政权内部，像他这样留用的旧人员为数不少，彼此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旧日联系和某种心照不宣的默契。

布雷默的腐化并非一蹴而就，起初，布雷默只是利用审批权，为老熟人、老关系介绍一些无关紧要的工程或供应合同，收些不算过分的“谢礼”。

随着权力增大，他开始系统性地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来牟利：

布雷默擅长在项目规划和物资申请中，利用专业术语和复杂的数据，夸大需求或创造一些“必要的冗余”和“应急储备”。

这些多出来的物资的审批权在他手中。

布雷默垄断关于各地真实物资库存、运输能力和工程进度的信息，使自己成为上下沟通不可或缺的“枢纽”。

下面需要什么，需要多少，很多时候取决于他“告诉”上面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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