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格纳的声音里带着一丝笑意，

“你这个总政委啊，看问题有时候太注重‘能不能’，而忽略了‘应不应该’，以及‘之后会怎样’。”

他转过身，背靠窗沿，双手抱胸：

“来，坐下。

我们好好聊聊两种革命的不同速度。”

施密特在沙发坐下，掏出笔记本。

韦格纳则走到书架旁，取下那本常翻的《战争论》，拿在手里掂了掂。

“先说德国革命。”

韦格纳在施密特对面坐下，

“1918年11月，我们在304高地起义时，面对的是什么局面？

艾伯特的社会民主党政府正在和容克军官团媾和，随时可能调转枪口镇压我们；

西线的百万大军虽已厌战，但指挥系统仍在；

英法干涉军就在不远处虎视眈眈。”

“在那个时间点，德国革命是‘慢不得’的。

慢一天，临时政府就可能完成内部整合；慢一周，旧军队就可能被重新动员；慢一个月，整个起义就可能被拖入无休止的内战泥潭。

所以我选择了最激进的策略：直取柏林，速战速决，在旧势力反应过来前，把生米煮成熟饭。”

“事实证明您是对的。”

施密特点头，

“但如果当时……”

“如果当时我们‘慢慢来’，先在南德建立根据地，逐步扩张？”

韦格纳笑了，

“那今天我们可能还在和巴伐利亚分离主义者打仗，而巴黎和会的列强早就把德国肢解成十几个小国了。

在革命力量尚弱、而反动势力仍能迅速组织反扑的关键窗口期，速度就是生命。”

韦格纳话锋一转：

“但意大利呢？

施密特，你看看解放区发来的这些报告。”

韦格纳从桌上抽出一叠文件，翻到其中一页：

“意共在南蒂罗尔的干部名录。

登记在册、有三年以上地下工作经验的骨干，全区只有127人。

而我们现在解放的人口是多少？

八十万。

平均每个干部要负责六千多人的组织工作。”

韦格纳又翻一页：

“这是土地改革委员会的人员构成。

三分之二是当地农民——这很好，但我们不得不从国内紧急抽调两百名会计和行政人员过去帮忙。”

“更严重的是这个。”

韦格纳的表情严肃起来，

“社会心态调查报告。

在梅拉诺，有35%的受访者对‘为什么要打倒墨索里尼’的回答是‘因为他没能让意大利更强大’，而不是‘因为法西斯压迫人民’。

在波尔扎诺，甚至有老人问我们的工作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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