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还在和地主谈判减租，和资本家协商工时。”

南方政权在《洛桑协定》后陷入了尴尬境地：

经济上，失去了北方工业区，南方本就薄弱的工业更显凋敝，政治上，王室威信因与法西斯媾和而受损，资产阶级政府缺乏民众基础，军事上，军队士气低落，士兵们听说北方的战友分到了土地，开始出现逃亡。

齐亚诺伯爵——这位政变后未被追究、反而在新政府担任外交部长的前法西斯高层——提出了一个危险的建议：

“也许……我们应该引入更多外国资本，特别是英美资本，对抗北方的影响力。

用资本主义的繁荣，对抗社会主义的承诺。”

米兰，葛兰西在病床上审阅着第一个季度的经济报告。

北意的工业产值恢复到战前85%，失业率从28%降至9%，婴儿死亡率下降30%。

他咳嗽着，对陶里亚蒂说：

“我们证明了，社会主义不是乌托邦。

它能在意大利的土地上生根发芽。

现在……我们要让它长得足够强壮，让南方的同胞看到，除了贫穷、压迫和外国支配，还有另一条路可走。”

窗外，米兰的春天来了。

第一辆“菲亚特500人民型”原型车驶过街头，孩子们第一次走进免费的新学校，老工人在诊所配到了曾经买不起的药物。

而更南方的罗马，暮色中的教廷敲响了钟声。

那钟声仿佛在问：意大利的未来，究竟属于北方红色的黎明，还是南方旧世界的黄昏？

答案，藏在每一个普通意大利人的选择里，藏在1927年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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