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上，质量中心的位置会影响……”普朗克开始认真分析，但被约翰打断。

“我研究过。”约翰说，“1926年，有个债券交易员从这栋楼跳下去，他只是瘫痪。

所以要跳就得从够高的地方跳。”

“多高够？”

“至少三十层。

但保险起见……”约翰拍拍栏杆，“反正我们在顶楼了，绝对够。”

迈尔斯点头：“专业。

死也要死得专业，这是我们华尔街的精神。”

沉默再次降临。

远处传来救护车的鸣笛，从华尔街方向来，往东河医院方向去。

今天这种声音没停过。

“我妻子怀孕了。”迈尔斯突然说，声音很低，“七个月。

她不知道我欠了四十二万。

我告诉她公司‘暂时困难’，但很快会好。”

没人说话。

“我儿子在普林斯顿读大二。”约翰说，“学费每年两千美元。

我上周刚给他汇了最后一学期的钱。

现在……他得退学了。”

他们突然都不说话了。

那些数字突然从抽象的债务变成了具体的人、具体的遗憾。

“问题在于，”迈尔斯扔掉了烟头，“站在这里越久，勇气流失得越快。

我们需要……互相帮助。”

“你的意思是？”

“数到三，一起跳。

或者……”迈尔斯看看两人，“或者我们抽签，留下一个人负责把另外两个推下去，然后自己跳。”

普朗克皱眉：“这不道德。”

“博士，我们都站在五十七层楼顶准备自杀了，还讨论道德？”

约翰叹了口气：“他说得对。

我们需要一个仪式，一个……决定性的时刻。”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枚硬币。

“正面，我先跳；反面，博士先跳；如果立起来——不可能——那就迈尔斯先跳。”

“等等，”迈尔斯说，“为什么没有‘都不跳’的选项？”

“因为那枚硬币，”约翰平静地说，“是我最后的一美分。

真正的最后。

如果我不跳，这枚硬币就是我的全部财产了。”

硬币旋转落地的时间是六点二秒。

三个人坠落的时间也是六点二秒。

救护车来了又走，收尸车来了又走。

警方的报告上写：“三起独立自杀事件，无关联。”

但华尔街的人都明白关联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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