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那些资产阶级议员是不可能同意的。”

“所以他们现在面临的，不光是经济问题，还是政治上的死结。”

贝克尔总结道，他文化程度在厂子里不算最高，但长期的工会参与和集体学习，让他对政治经济有了直指核心的理解，

“法国南方的工人农民同志们，如果等不到议会里的解决方案，那他们的出路就只有两条了：

要么默默忍受冻饿，要么……就得自己寻找别的出路。

就像咱们当年在1918年冬天所做的那样。”

贝克尔语气平静，但话里的含义让几个年轻工友神情一凛。

“咱们能帮上什么忙？”

一个年轻女工问。

“完成好我们手上的工作，就是对法国人民最大的帮忙。”

老奥托拍了拍手，

“确保这些车能可靠地把粮食、药品、燃料运过去。

然后，相信法国工人阶级自己的觉悟和力量。

柏林大会的纲领说了，革命没有固定模式，但根本原则相通——得靠大多数人自己起来争取。”

讨论没有统一的结论，但每个人都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这种在工人委员会的鼓励下、在日常工作中自然发生的政治经济讨论，在德国的工厂、社区里已是常态。

韦格纳和人民委员会并不惧怕德国人民的思考甚至争论，相反，他们通过夜校、报纸、工会讨论、工厂委员会等多种渠道，积极提供信息和引导。

目的不是制造盲目服从的“社会主义巨婴”，而是培育能够理解国家政策、参与社会治理、对国内外形势有独立判断的成熟公民。

真理越辩越明，社会主义的根基，在某种程度上，正是扎根于这种广泛而深入的人民性思考与实践之中。

离开工厂时，贝克尔在厂门口的告示板前停留了片刻。

上面贴着厂管委会关于“因应国际贸易变化及履行国际主义义务，本季度部分产能临时调整”的详细说明，解释了为何要增加特定型号底盘的生产，以及这对完成全年生产计划、工人奖金可能产生的影响。

解释清晰，数据透明。

贝克尔点了点头，心里有底。

他知道自己生产的零件将被用于何处，也明白这调整背后的意义。

天色渐暗，但街道两旁的路灯已经亮起，洒下温暖的光晕。

贝克尔骑着自行车，穿过整洁的街道，来到工厂附属的幼儿园。

他的儿子今年五岁，正是活泼好动的年纪。

看见爸爸来了，像个小炮弹一样从幼儿园的屋子里冲出来，小脸红扑扑的，戴着绒线帽，穿着厚实暖和的棉衣。

“爸爸！”儿子扑上来，被贝克尔一把举起，架在肩膀上。

“今天在幼儿园学了什么呀？”汉斯推着车，父子两个慢慢往家走。

“画了画！

还听了苏联小朋友的故事！”

儿子兴奋地比划着，

“老师说，我们要和全世界的小朋友做朋友！”

父子俩一路说笑，偶尔打打闹闹，儿子顽皮地用手去接路灯下飘落的零星雪花。

街边的商店橱窗里商品充足，副食品店外排队的人井然有序，行人衣着或许不算时尚，但足够厚实干净，脸色健康。

公共汽车和有轨电车准时驶过，车厢里挤满了下班的人们。

贝克尔的家在一栋新建的工人住宅楼里，两室一厅，有独立的厨房和卫生间，集中供暖让房间里温暖如春。

贝克尔的妻子已经下班回来了，她在社区的图书室工作。

餐桌上摆着简单的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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