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维森没有在档案室做任何多余的举动。

下班时间到了，他像往常一样，整理好桌面，和同事道别，然后回家。

途中，他在约定的几个信箱之一，留下了一个看似寻常的、带有特定标记的“安全确认”信号——这意味着他有紧急但不需立即撤离的情报需要传递。

几小时后，在伦敦东区一个嘈杂的工人酒吧里，戴维森与他的单线上级“瓦匠”在喧闹的掩护下完成了快速接头。

情报被浓缩在一张纸条上，附有戴维森的初步分析：

“关键行动官员埃姆斯紧急赴瑞士，疑似激活当地潜伏休眠的间谍网络。

而且近期军情六处的特别经费流向瑞士。

结合埃姆斯的职责与当前局势，判断可能针对我阵营领导层进行极端行动前期侦察。

请求重点监控瑞士相关渠道及柏林核心安保。”

“瓦匠”没有多问一句，将文件藏好，在酒吧里下一首欢快的民歌响起时，便消失在了人群中。

情报通过秘密电台，以最高优先级加密电波，穿越北海和欧洲大陆的夜空，飞向柏林。

柏林，内务人民委员部。

当译电员将这份来自伦敦的情报放在台尔曼的桌上时，这位以铁腕著称的内务人民委员眼神骤然冰冷。

他立刻召集了反间谍部门和领袖安保部门的负责人。

“伦敦的老鼠急了，开始想咬最不该咬的人了。”台尔曼的声音不高，却让房间温度下降了几度，

“看来意大利的胜利，比我们想象的更让他们坐立不安。

通知‘镜子’（在瑞士的反情报网），全面监控所有可疑资金和人员流动，重点排查与英国人可能关联的节点。

加强柏林，尤其是韦格纳同志和列宁同志所有活动场所、路线及医疗点的安全审查与布防，级别提到最高。

同时，向苏联内务部门通报相应情况。”

台尔曼顿了顿，眼中寒光一闪：

“另外，让我们在伦敦的‘朋友们’也动一动，给mi6找点‘别的事情’忙一忙。

既然他们想动手，那主动权不一定掌握在他们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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