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声雷动。

斯诺快速记录着。

这与他参加过的任何政治集会都不同：

它扎根于最具体的生存威胁，提供的是基于阶级分析的现实应对方案，并将德国模式作为可参照的、成功的范例。

工人们眼中不是盲目的狂热，而是一种认清现实后的坚定和有条不紊的准备。

第二天，他参观了第十八区一所由旧教堂改造的红色夜校。

这里灯火通明，挤满了不同年龄的工人。

教室分门别类：

有的在扫盲，教师是戴着眼镜、态度耐心的年轻女工；

有的在学习基础数学和机械制图；

最大的一间教室里，一位同志在讲解如何看懂工厂的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工人们不能只听老板和工头说什么就是什么，”

那位同志强调，

“我们要自己学会看账本！

知道什么是成本，什么是利润，哪些开销是合理的，哪些是老板在搞鬼。

德国工厂委员会能有效监督，就是因为工人们自己懂行！

知识就是力量，在车间里也一样！”

斯诺注意到，很多工人的笔记本上记得密密麻麻的，写得无比认真。

这是一种对“自我赋能”的渴望，不仅仅是学习技能，更是学习如何夺回对工作场所的控制权。

斯诺还被允许旁观了圣丹尼区一个街道合作社的月度议事会。

这个合作社管理着附近几个街区的食品配给、儿童照看和简易维修服务。

委员里有家庭主妇、年轻学徒、退休邮差。

他们讨论的问题琐碎而具体：

面包配额是否应该根据家庭儿童数量微调？

收集到的废旧木料如何处理？

邻里间的纠纷如何调解？

争论有时很激烈，但每项决定，无论大小，最终都通过举手投票决定。

“这就是直接的工人民主，斯诺先生。”

陪同的安德烈难得地主动低声解释，

“也许慢，也许吵，但每个人都在学习负责，学习管理自己的生活共同体。

这比任何来自上面的命令都更能培养工人群体真正的主人翁意识。”

文化宣传也无处不在。

在街道的墙壁上，除了标语，还有色彩鲜明、构图有力的宣传画：

一面是瘦骨嶙峋的工人家庭在破屋中瑟缩，对面是整洁的工人住宅区里孩子们在玩耍；一面是肥胖的资本家挥舞着鞭子，另一面是工人团结起来，折断鞭子。

简单的对比，强烈的视觉冲击。

街头剧团在空地上表演活报剧，讽刺资本家与政客的勾结，歌颂罢工中的团结，剧情简单直白，往往以工人观众的哄笑和鼓掌结束。

斯诺看到，一种全新的、充满战斗性和集体主义色彩的文化，正在从法国底层人民的手里蓬勃生长，对抗着资产阶级的颓废艺术和虚无主义。

最让斯诺感到复杂的是在一次群众大会上。

那是在一个较大的工人社区广场。

几位被特别邀请的普通工人和市民上台，讲述自己的悲惨遭遇：

因工伤被抛弃的老矿工，因还不起高利贷失去田地的农民女儿，在战争中失去儿子、晚年无人照料的洗衣妇……

讲述者声泪俱下，台下不少人也跟着抹泪。

然后，话题转向现在。

一位来自法共实际控制区、探亲归来的年轻工人，兴奋地描述家乡的变化：

工厂委员会如何改善了安全条件，工人诊所如何治好了他母亲的慢性病，合作社如何让基本生活有了保障。

“在那里，我们不再觉得自己是随时可以被替换的零件！

我们是人！

是有权利、有尊严、能说话算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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