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让斯诺印象深刻的是普通德国援助人员表现出的精神状态。

他们并非高高在上的“施舍者”，更像是一群充满干劲、相信自己在从事一项伟大共同事业的伙伴。

在斯特拉斯堡郊外一个德法联合管理的农机修理站，斯诺遇到了一群年轻的德国技术学徒和他们的法国学徒同伴。

休息时间，他们一起踢球，用混杂的语言开玩笑，讨论拖拉机的改进方案。

一个小伙子对斯诺说：

“我们来这里，是因为我们知道没有法国革命的胜利，德国也会受到包围和威胁。

帮助法国兄弟站稳脚跟，也是保卫我们自己的革命成果。”

沿途，斯诺也与许多普通法国居民交谈。

在靠近边境的一个村庄，老村长指着新修的水渠和刚通电的农舍说：

“德国同志带来了工程师、种子、药品，还有新的秩序。

不是旧警察那种压迫人的秩序，是怎么把事情做成的秩序。

他们不像我们有些自己人那样喜欢空谈。”

一位在德法合办纺织厂工作的女工告诉斯诺：

“德国女同志教我们怎么操作新机器，怎么组织生产小组竞赛。

她们干活认真，要求严格，但该休息时一起休息，有困难真帮忙。

我刚开始有点怕她们，现在觉得……她们就像特别能干、特别讲道理的姐姐。”

当然，并非一切都和谐完美。

斯诺也听到一些抱怨：

德国人有时太死板，不近人情；一些法国人对学习德语或接受德国管理模式有抵触情绪，认为这损害了“法兰西特性”。

但这些抱怨往往淹没在更多的务实合作和日渐改善的生活现实之中。

列车终于驶过边境，进入德国领土。

变化成了一种鲜明的对比。

铁轨平滑如镜，列车速度明显加快。

车窗外的田野规划整齐，大型农业机械在作业。

村庄和小城镇的房屋整洁坚固。

斯诺途径的每个车站都秩序井然，广播里播放着轻快的音乐或新闻。

站台上的旅客衣着体面，面色红润，行李中常常能看到书籍、球拍或儿童玩具。

一种富足、有序、充满自信的气息扑面而来。

斯诺在科隆换乘前往柏林的快车。

车厢宽敞明亮，乘客们安静地报纸、书籍，或低声交谈。

他买了一份最新的《红旗日报》和一份通俗画报。

报纸的头版是关于即将召开的“第一届国际工人与劳动者科技成果大会”的筹备情况，以及国内工业生产的乐观数据。

画报上则充斥着“人民汽车”驶下生产线、新建的工人住宅区、学校运动会和家庭外出度假的照片。

广告很少，且都是宣传国有产品或公益事项。

对面座位是一位带着两个孩子的中年妇女，孩子们安静地玩着积木。

斯诺试着和她攀谈，妇女友善地回应，语气平和而满足。

她丈夫是火车司机，她在区里的托儿所工作。

“日子比以前稳定多了，”她说，

“不用担心失业，孩子上学、生病都有保障。

就是有时候觉得……好像所有人都太忙了，会议啊，学习啊，义务劳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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