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花一分钱。”

他拍了拍床单，

“医生技术很好，护士照顾得也周到。

厂里工会主席早上来看过了，说工资照发，让我安心养病。

这在以前……简直不敢想。

以前工友受伤生病，要么硬扛，要么去那些坑人的私人诊所，倾家荡产也不一定治好。

现在，心里特别踏实，知道国家管你。”

斯诺问及全民免费医疗体系的财政压力。

库尔特院长回答得很专业：

“预防为主，早期干预，实际上降低了整体医疗成本。

国家统一采购药品器械，避免了中间商暴利。

更重要的是，”他加重了语气，

“健康的劳动者是社会最宝贵的财富。

减少因病致贫、因贫失治，保障劳动力健康，其产生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远大于投入。

这是一种社会投资，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直接体现。

韦格纳主席说过，不能让劳动者流汗又流血，最后却倒在无钱治病的门槛上。

这是原则问题。”

离开医院时，斯诺站在台阶上回望。

学校与医院，一个塑造未来，一个守护当下。

它们没有工厂的宏伟机械，也没有农场的辽阔田野，但它们以另一种形式，更深刻、更温情地诠释着这个新社会的内核：

对人的价值的真正尊重与投资。

在这里，教育和医疗不是商品，不是特权，而是每个公民与生俱来的权利，是国家必须提供的基本保障。

这种保障所带来的安全感、尊严感和对未来的信心，斯诺在检票员、教师、工人、农民、学生、患者……几乎每一个他接触到的普通德国人脸上和言辞中，都清晰地看到了。

采访韦格纳的愿望愈发炽热。

斯诺想知道，是什么样的思想和意志，能够将这样的理念付诸如此大规模、成体系的实践，并且在短短十年间，让一个饱受战争创伤的国家，呈现出如此截然不同的社会面貌与人民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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