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那之后我没再见过他。”

海涅曼记录完毕。

他合上笔记本，看了看墙上的钟。

十一点零四分。

韦格纳主席的七十二小时时限还剩不到十三小时。

但案件主脉络已经清晰，剩余工作只是追捕那不勒斯人等三名在逃外籍涉案人员，以及对已落网嫌疑人的进一步审讯核实。

他站起身，走向门口，然后停住。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克劳斯低着头，没有应声。

“你刚才说，1923年你第一次替父亲办事。

到今年七月，六年了。”

海涅曼背对着克劳斯，

“六年里，你难道一次也没有想过，可以不做你父亲的这双黑手套s吗？”

克劳斯沉默了很久。

“想过。

1927年秋天，我认识了一个姑娘。

她在纺织厂做工，不知道我是谁，以为我只是个普通职员。

我们约会过六次。

第六次那天晚上，我送她回家，走到她楼下，她突然问我：

克劳斯，你每天晚上都在忙些什么？”

“我想告诉她实话。

想告诉她我在做什么，我父亲是什么人，那辆戴姆勒的钱是从哪里来的。

我想问她，如果我一无所有、满手脏污，她还愿不愿意见我。”

“你说了吗？”

“没有。

那天之后我再没去找过她。”

“为什么？”

克劳斯抬起头望着天花板。

他的嘴角扯动了一下，

“因为我发现，”他说，“我已经不会过那种干净的日子了。”

审讯室的门打开了。

走廊的灯光涌进来，在地面上投下一道明晃晃的光带。

海涅曼走出门外，对候在走廊里的记录员说：

“供述完整，整理成文字，让他签字画押。

完成后立即报柏林。”

“是。”

他走出几步，又停下。

“那个纺织厂女工，”他背对着门，声音很低，

“1927年秋天，南城第三纺织厂。

去查一查她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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