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些案件中,有十九起存在明确的体制内外勾结特征——即旧势力提供资金和人脉,被腐蚀的干部提供审批权限和政策缝隙。”
“你对冯·艾兴多夫处长这个级别的涉案人员,有什么处理意见?”
韦格纳想了想问到。
“依法处理即可。”施密特的回答简短,
“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反贪污贿赂法、危害国家安全罪专章,都有明确量刑标准。
物资盗卖案值超过五十万马克,勾结境外势力,包庇家属参与反革命武装袭击——三条并罚,足够判处二十五年以上监禁。”
“二十五年。”韦格纳重复。
“如果迈尔同志没有抢救过来,”施密特平静地补充,
“可以适用死刑条款。”
韦格纳没有接这个话。
他沉默了几秒。
“我是问你个人的看法,不是法律条文。”
施密特也沉默了。
“我个人认为,”
半晌,他终于说,
“此案必须从重、从快、从严。
这类体制内缝隙如果不彻底封堵,它会像蛀虫一样从内部掏空整座大厦。
冯·艾兴多夫处长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但只要让他付出足够沉重的代价,让所有仍在观望、仍在犹豫、仍在心存侥幸的人看清楚:
触碰红线的成本,远远高于他们可能获得的任何收益——这个缺口,就能被堵上。”
他顿了顿。
“至于那些‘缝隙’本身——审批流程的漏洞、监督机制的空转、干部考察的表面化——这是更长期的工程。
我在准备一份系统性的改革方案,但需要至少三个月才能完稿。”
韦格纳点了点头。
“那个老男爵呢?”韦格纳问,
“弗里德里希·冯·艾兴多夫。
七十一岁,二十年如一日资助反革命、组织地下网络、培养儿子充当黑手套。
他才是这个案子的总根。”
“包庇、窝藏、资助反革命暴力犯罪,组织地下保皇势力,非法持有武器,与境外敌特势力勾结。
任何一条都够判无期。
数罪并罚,可以判死刑。”施密特顿了顿,
“但我建议不立即宣判死刑。”
“哦?”
韦格纳抬起眼。
“我想听听你的看法,详细说说。”
“他七十一岁,身体状况已经很差了。
羁押所体检报告显示他有严重的心脏病和高血压,即使判了死刑,走完上诉程序也未必能活到执行。”
施密特平静地说,“更重要的是,活着的男爵比死了的男爵更有价值。”
“怎么说?”
“他在旧奥地利贵族圈子里人脉很深,过去二十年结识的遗老遗少遍布德语区。
这些人在1918年革命后失去特权,大部分蛰伏,少部分像他一样转入地下活动。
我们对这个网络的掌握还很有限。
一个活着的冯·艾兴多夫,可以作为我们下一步工作的突破口。”
韦格纳沉默片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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