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茨笑了笑，

“所以我得活着回去。”他说，“我妈就我一个。”

菲尔曼点点头。

“你呢？”弗里茨问。

菲尔曼想了想。

“我还有两个妹妹。”

弗里茨拍了拍他的肩膀，没再说话。

车厢尽头的小喇叭忽然响了。

一阵的杂音过后，一个声音传了出来。

“第105师的同志们。”

车厢里瞬间安静下来。

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那是韦格纳的声音。

“我是卡尔·韦格纳。”

菲尔曼的心跳漏了一拍。

他听过韦格纳的声音——在广播里，在集会上，在工厂的扩音器里。

“我知道你们现在在火车上，往东走，往波罗的海走。

我知道你们有些人心里在想什么——怕不怕？

能不能回来？

这一仗打得赢打不赢？”

“这些问题，我也想过。

每一个送战士上战场的指挥员，都想过。

但今天，我不想跟你们讲大道理。

我只想讲几句话。”

“你们这次去，是为了波罗的海那些和你们一样的工人农民同志们。

他们也想有地种，有工做，有房子住，有孩子能上学。

但英国人不让，资本家们不让。

他们派兵，送枪，给钱，想让那些骑在工人头上的老爷们继续骑下去。

同志们说，我们能让这群人得逞吗？”

车厢里有人喊出声来：“不能！”

菲尔曼也攥紧了拳头。

“你们是精锐。

从全军抽出来的精锐。

这次是我亲自点的你们师的将。

我相信你们能打、敢打的部队，就要去最需要的地方。

我相信你们，相信你们能打赢，能回来，能让那些英国佬亲眼看看，什么叫社会主义的铁拳。”

喇叭里的韦格纳的声音变得更低沉了。

“打仗是要死人的。

我知道。

同志们知道。

你们的父母、妻子、孩子，也知道。

但我们为什么要打这一仗？

因为有些仗，不打不行。

因为有些牺牲，不得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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