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一九三二年，荷兰的失业率达到百分之二十五。

更糟的是，政府毫无办法。

历届内阁都是联合政府，天主教党、自由党、社会党（右翼）——互相扯皮，互相推诿。

有人说要削减开支，有人说要增发货币，有人说要等等看。

等来等去，等到的只有更多的失业者。

社会党（左翼）在地下活动，力量还很弱。

共产党也是地下组织，人数不多。

工人们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能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抗议。

但游行和示威，改变不了什么。

直到阿尔伯特·费恩回来。

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八日下午，阿姆斯特丹东区，一间破旧的仓库。

几十个人挤在这间仓库里，有工人，有知识分子，有年轻的，有年老的。

他们围坐在几排简易的木凳上，等着一个人。

门开了。

费恩走了进来。

“同志们，我回来了。”

仓库里响起一阵掌声。

费恩等掌声平息，继续说：

“十四年前，我和特鲁尔斯特拉离开荷兰，去了德国。

那时候我以为，革命失败了，一切都完了。”

“但德国让我看到，革命不是一次冲锋，是漫长的跋涉。

我用了十四年，才走完这段路。”

“现在，我回来了。”

他走到人群中间。

“同志们，是时候了。”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小的册子。

“这是我从德国带回来的德国同志用十四年积累的经验。”

“同志们，荷兰很小。

但小有小的好处。

我们不需要几十万军队，不需要几百艘军舰。

我们只需要——”

他伸出右手，握成拳头。

“——团结。”

仓库里，几十个人都站了起来。

“团结！”

那声音，穿透了破旧的屋顶，穿透了阿姆斯特丹灰蒙蒙的天空。

一九三二年的荷兰从表面上看，它还是中立国，还是欧洲的“稳定岛”。

政府还在开会，议会还在辩论，女王还在王宫里微笑。

但实际上，这个国家已经四分五裂。

天主教徒和清教徒互相敌视。

资本家和社会党互相仇视。

殖民地的民族主义者和本土的保守派互不相让。

而普通老百姓，只想活下去。

一九三二年，荷兰的殖民地东印度群岛爆发了大规模的民族主义运动。

当地人要求独立，要求自治，要求把荷兰人赶走。

荷兰政府派了军队去镇压，花了很多钱，死了很多人，什么都没解决。

国内，失业者排起长队，等着救济。

救济粮越来越少，队伍越来越长。

有人在队伍里晕倒，有人在队伍里打架，有人在队伍里默默地哭。
本章未完，请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