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里亚蒂什么态度？”

施密特说：

“他在党内发了几个文件，强调纪律，要求各级干部深入基层，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

但效果不明显。

有些干部下去，是坐着小车去，转一圈就回来。

群众说，他们是来视察的，不是来劳动的。”

韦格纳走回桌前。

“让陶里亚蒂来一趟柏林。

我们当面谈。”

施密特点点头。

“我马上去安排。”

韦格纳又拿起那份报告，看了一遍。

“还有，告诉意大利的同志，城乡融合政策，不能光靠文件。

要派人下去，一个村一个村地落实。

南方的土地改革，要加快。

那些地主和黑手党的残余，不能让他们有喘息的机会。

至于那些阳奉阴违的干部，该撤的撤，该查的查。

不能让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

“而且，意大利的问题，不只是意大利的问题。

西班牙、法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每个国家都会遇到同样的问题。

革命容易，建设难。

打江山容易，坐江山难。

意大利处理好了，就是榜样。

处理不好，就是教训。”

“让陶里亚蒂来柏林一趟吧。

我想我需要和他好好谈谈了。”

“对了，施密特同志，还有一件事。”

韦格纳说：

“告诉陶里亚蒂，来的时候，把西西里那个马尔蒂尼的卷宗带上。

我们一起研究研究，看看这个‘地方特色’，到底是怎么回事。”

施密特点点头，转身走了。

韦格纳一个人站在窗前，望着那片阳光。

一个国家的问题，一个政党的挑战，远比某些公知写的一篇文章复杂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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