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祖尔同志牺牲之后，村里人对共产党的感情本来很深，但最近风向变了。

有人在他们中间传话，说马祖尔同志是被共产党连累死的，说他不信天主，所以天主降下洪水，把他冲走了。”

“亚当同志，你说有人传话，传话的人是谁？

是村里人自己传的，还是外面的人进去传的？”

亚当想了想。

“两种都有。

灾区外面有人进来过。

我在扎布诺村口见过一个人，我问他是谁，他说他是从克拉科夫来的。

我后来问村里人，有人说那个人跟他们聊过天，发了传单。

传单上有圣母像，上面写着‘洪水是天主的警告’。”

诺曼和扎瓦茨基对视了一眼。

科洛廖夫把手里的铅笔转了几圈，

“扎瓦茨基同志，这种情况，不止波兰有。

苏联刚建国那几年，也遇到过。

白匪军跑进村子里，跟老百姓说，共产党是魔鬼，革命是反基督，旱灾是上帝降下的惩罚。

老百姓信了。

因为他们这辈子就活在那样的环境里。

神父说什么，他们就信什么。

地主说什么，他们就信什么。

我们的人说什么，他们反而不信。

因为我们是外人，我们的话他们听不懂。”

他放下铅笔，看着在座的每一个人。

“这不是靠多发几袋面粉、多搭几顶帐篷就能解决的问题。

这是人心的问题。

人心要慢慢捂热，急不得。”

扎瓦茨基点了点头，站起来，走到地图前。

“科洛廖夫同志说得对。

但我们现在不能等。

冬天快到了，老百姓的房子还没盖好，粮食还不够。

如果他们连我们的救援队都不让进村，那这些人冬天会冻死、饿死。

我们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死。”

“那怎么办？”有人问。

扎瓦茨基转过身来，看着诺曼。

“诺曼同志，德国方面的工兵和建设兵团，能不能先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交通疏通上？

修路、架桥、清理河道——这些不直接进村，不容易跟老百姓起冲突，但同样重要。

路通了，物资才能运进去。

等把谣言的问题解决了，我们再进村。”

诺曼想了想。

“可以。

我们的工兵营本来就在修路架桥。

把力量再集中一下，先把连接各灾区的主要干道抢通。

但有一个问题——修路架桥也会跟老百姓打交道。

征地、借道、用工，都要跟村里人商量。

如果老百姓连这个都不配合，我们的工程也推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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