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人后来有的回了伦敦，有的调到了别的国家，但名字和联系方式，他留着了。

汉考克给英国军情六处写了一封信，是一份关于德国财政体制的报告。

于是乎，就这样，汉考克和英国人就这么搭上了线。

英国人给的钱不多，每月一百五十英镑，但够他在华沙活下去了。

汉考克开始接触波兰的右翼分子。

这些人在波兰并不难找，汉考克找到他们跟他们说，

“我是从德国来的。

我在德国有一个组织，跟法国、英国的人都有联系。

我们有资金，有计划，有人手。”

汉考克还给波兰人看了一些东西。

那是几张旧照片，他在德国政府工作时拍的，穿着制服，坐在办公室里，桌上堆着文件。

几张从德国报纸上剪下来的文章——关于韦格纳整风运动的报道，关于干部被处理的新闻。

他指着那些照片说：“这些人，我都认识。

他们现在有的在监狱里，有的跑了，有的死了。

我能跑出来，是因为我有办法。

你们跟着我，不会吃亏。”

波兰人就这么相信了。

倒不是因为汉考克有多厉害，是因为他们需要一个人来相信。

他们是一盘散沙，没有钱，没有组织，没有外援。

汉考克来了，带着德国人的身份，带着英国人的钱，带着一个“横跨欧洲的组织”的谎言。

他们需要这个谎言。

汉考克给他们钱。

不多，每人每月几英镑，他给他们出主意——不要搞暴动，不要搞政变，罗马尼亚的下场你们看到了。

要学共产党，从基层入手，从农村入手，从老百姓的怨气入手。

他给他们画大饼——德国那边，有好几百人等着；法国那边，有前贵族在支持；英国那边，军情六处的人随时可以帮忙。

等时机成熟了，里应外合，一举推翻波兰政府。

波兰人听得热血沸腾。

他们不知道，德国的“好几百人”是汉考克编的。

他们不知道，法国的“前贵族”是汉考克从报纸上看来的。

他们不知道，英国军情六处给他的那点钱，连他自己都养不活，更别提什么“里应外合”了。

汉考克坐在旅馆的窗前，想起了德国。

想起了他离开的那天。

他站在火车站台上，手里拎着一个旧皮箱，口袋里揣着几百马克。

他没有回头。

他知道，他再也不会回去了。

他在德国是一个逃兵，一个叛徒，一个历史不清白的人。

但他不后悔。

他从来不是一个有信仰的人。

他不信共产党，不信社会主义，不信天主教，不信任何主义。

他只信一样东西——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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