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罗伯特·乔丹……他明明可以撤退，为什么要留下？”

赫尔塔当然知道那是为什么。

她自己也是一名理发师，这本身就需要足够的耐心。

赫尔塔在店里给顾客理发时总会和他们聊天，聊聊家常，聊聊物价，有时也聊聊政治。

有一次她跟一个老太太聊起西班牙，老太太拉着她的手说——

“我儿子也去了西班牙。

他去年写信说，那边的孩子太苦了，连鞋都没得穿。

我寄了三双布鞋去。

后来他回信说布鞋收到了，说那边的孩子穿上后高兴得满村子跑。

我听着心里又高兴又心疼。”

赫尔塔说，“你说那些国际纵队的年轻人——他们图什么？”

弗里尔说：

“图个道理。”

“什么道理？”

“人不能像牲口一样活着。”

赫尔塔想了想，说：

“这理我也讲不明白。

但我知道一件事——我要是也年轻十岁，我也去。”

弗里尔到现在也没想明白，她说的“那些人”到底是指谁。

但他知道她在说什么——当一个人选择为别人去死的时候，他不是在死，他是在证明一件事：

这个世界上有些东西比活着更重要。

车子出了市区，上了高速公路。

弗里尔靠在椅背上闭目养神了一会儿。

他想起一九一九年刚进厂那会儿的样子。

那时候他还不到二十岁，刚从部队退伍。

战争已经结束，旧的帝国军队已经解散，新的魏玛政府刚刚成立。

柏林街头到处都是失业工人，排着长队领救济汤。

弗里尔没有去排队。

他父亲是社民党党员，在战前的葬礼上认识了一位老同志——那人后来成了德共柏林市委的委员。

他给弗里尔写了封介绍信，让弗里尔多去打听打听。

三天后，那时候还不叫柏林第一机械厂的厂子录用了他。

头几年日子紧巴巴的。

工资不高，物价也不稳，能糊口已经是万幸了。

但有一点不同——厂里成立了工人委员会。

弗里尔至今还记得第一次参加工人委员会会议时的场景。

那是个冬天的晚上，会议室里坐满了人，抽烟的抽烟，喝茶的喝茶，吵得不可开交。

讨论的议题是：厂里的利润分配方案，是该多上缴国家，还是该多留点给工人自己。

“多缴国家！

国家搞建设需要钱！

我们苦几年，将来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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