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转岗也不容易，学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等于重新当一回学徒。

但他并不反对——在西班牙那场战争中活下来以后，他对“改变”这个词有了新的理解。

改变不一定带来更好的结果，但不改变一定等不来好日子。

中午，厂区食堂里的长桌上，弗里尔和几个工友坐在一起。

话题还是早上的那个。

高级钳工瓦尔特首先开口，他资格老，技术好，说话直来直去。

“韦格纳同志说的产业升级，我不反对。

但有一点我想不通——我们厂的精密机床的配套产业为什么跟不上。

一个精密轴承，要从三个不同的厂调货；

我们下面的厂子是各自为政，谁也管不了谁，效率能高吗？”

车间副主任放下筷子，

“你提的这个问题，韦格纳同志也考虑过了。

所以才要搞经济互助圈的产业分工——德国专攻高端制造，苏联专攻能源原材料，法国专攻化工轻工……各有所长，互相配套。

我们的精密机床配上苏联的特种钢材、法国的电子元件，成本能降下来，质量能提上去。”

老瓦尔特沉默了一会儿。

“这个道理我懂。

但我就怕——怕这么一搞，我们自己的配套产业就没人管了。

那些小厂、老厂，没有技术、没有设备、没有人才，最后怎么办？

关掉？

工人怎么办？”

车间副主任的语气放轻了。

“转岗培训。

韦格纳同志说了，要创造更多的‘创造型’岗位。

不是把人推向社会就不管了，是帮助他们学到新技能、找到新岗位。”

老瓦尔特没再说什么，低头扒饭。

弗里尔望着他花白的头发，想起一九二三年那批从鲁尔区转岗来的老工人。

那时候他们也是这样——担心学不会新技术，担心被厂里淘汰，担心老了没人管。

后来呢？

厂里办了夜校，老工人们咬着牙学，磕磕绊绊地学会了识图、算料、操作新机器。

他们没有被淘汰，反而成了厂里的技术骨干。

弗里尔想，人不是不想学，是怕学不会，更怕学会了也没用。

韦格纳同志要做的，就是证明给他们看——学得会，而且有用。

午饭后，弗里尔没有回车间。

他走出厂区大门，沿着施普雷河慢慢走了一段。

河边的长椅上坐着一个退休老人，花白的头发，穿着工装。

老人手里也拿着一份《红旗日报》。

弗里尔在他旁边坐下，

“同志，看报呢？”

老人抬起头。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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