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准备坐火车去看他。”

他顿了顿。

“你们是德国同志吧？”

“是的。

我们去非洲。”

“非洲……打仗？”

“维和。

帮助非洲的同志建设社会主义。”

老人点了点头，望着远处那些正在站台上活动筋骨的德国士兵。

“1926年，你们也来过意大利。

那时候我还跟着工人纠察队，和你们一起冲进米兰市中心打黑衫党呢。”

他的声音很平静，像是在说一件很平常的事。

“那时候，你们来帮我们。

现在，你们去帮别人。

好，好，好。”

他连说了三个“好”字，眼眶微微泛红。

卫生员来了，给老人清洗了伤口，贴了两块胶布。

连长走过来，问老人要不要送医院。

老人摇头，说不用，就这点伤。

“同志，你们什么时候走？”

“等调车信号，可能很快。”

老人从身边的布口袋里摸出几个橘子，塞到菲尔曼手里。

“带上。

非洲那边，吃不到这个。”

橘子是温热的，因为在他口袋里捂了一路。

菲尔曼握着那几个橘子，想说谢谢，但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同志，”老人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尘，

“你们是好人。

不管去哪里，好人一定打胜仗。”

他朝连长敬了个不太标准的礼，然后转身，提着那个破布口袋，一瘸一拐地走向站台出口。

阳光照在他佝偻的背上，影子拉得很长。

菲尔曼攥着那几个橘子，沉默了很久。

他把橘子分给弗里茨一个，自己留了一个。

“到了非洲再吃。

也许到了那边，就吃不到水果了。”

弗里茨接过橘子，在手里掂了掂，难得没有接话。

远处传来汽笛声。

调车信号亮了。

“登车！”

连长喊了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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