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有一段写的是萨莱临死前的对话——“终有一天我会回来的”云云，韦格纳反复看了两遍，然后拿起一支红铅笔，在下面画了一道横线。

他想起了一九一八年冬天的德国街头。

那些穿着灰色军装、袖上缠着红色布条的士兵，那些在高高堆起的街垒后面高唱《国际歌》的工人，那些从工厂、军营、贫民窟里涌出来的人潮。

他们在推翻一个旧世界的时候，眼睛里也燃烧着和萨莱一样的狂热。

区别在于——群众们的狂热是指向解放的，萨莱的狂热是指向压迫的。

法属赤道非洲的那片雨林里，一定还有无数个“萨莱”。

有些人会读他的书，有些人不会读；有些人会打着他的旗号，有些人会指着他的画像骂他祖宗八代。

但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点：

他们以为革命就是换一些人坐在上面，以为暴力就是目的本身，以为说几句“非洲人的非洲”就是反帝反殖民了。

韦格纳放下红铅笔，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

他想起了穿越之前的时候，他住在一间没有暖气的阁楼里，裹着一条薄毯子，在读一本从旧书店淘来的德文版《共产党宣言》。

那本书的书页已经发黄发脆，读到“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那八个字的时候，他抬起头，阁楼的天窗外面是另一个时空的繁华的夜空。

那个少年不会想到，几十年后，他会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委员会主席，会坐在柏林威廉大街的办公室里，思考着如何来改变世界的走向。

他也不会想到，那些曾经让他彻夜难眠的问题——革命胜利后怎么办？

政权会不会蜕化？

官僚化怎么治理？

人心怎么凝聚？

至今没有一个有标准答案，每一个都需要他和他的同志们用一天又一天的、枯燥的、琐碎的、不那么激动人心的日常工作来回答。

窗外的柏林城灯火渐稀。

韦格纳看完了，把报告合上，放进抽屉里。

伦敦，华盛顿。

来日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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