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英镑，够一个普通工人不吃不喝攒上二十年。

而那个机主要价五千英镑，只飞一趟，但只要能离开英国，离开这座即将被红色浪潮包围的孤岛，再贵的价格都有人抢着出。

布莱克曼慢慢放下手中的空酒杯，走到书桌前，翻开通讯录，一页一页地翻。

他不需要船票，也不需要飞机票——卡文迪什的船上有他的位置，这一点他毫不怀疑。

但“他自己”走了是不够的。

他有合伙人、有代理人、有在各个交易所替他操盘的交易员，有在利物浦、曼彻斯特、格拉斯哥的工厂经理，有在加拿大和南非的矿场主管。

这些人都是他商业帝国的一砖一瓦。

布莱克曼书桌上那部黑色座机再次响起。

布莱克曼走过去，拿起话筒。

电话那头是他的私人秘书，

“布莱克曼先生，我们收到了超过四十个电话，全是问船票、机票、火车票的。

贝尔格里夫勋爵的管家打来说，勋爵愿意用他在肯辛顿的宅邸换两张去纽约的头等舱船票。

格兰特公司的董事长亲自来电，说只要能帮他全家离开，他愿意出让公司百分之五的股份。”

布莱克曼握着话筒的手紧了紧。

百分之五的股份。

格兰特公司是英国最大的纺织机械制造商之一，百分之五的股份在正常市场上价值不菲。

而现在，它只值两张船票。

“告诉他们，我这里没有船票，也没有机票。

让他们自己想办法。”

他挂断了电话。

“半个小时，”

卡文迪什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带着一种难以置信的荒诞感，

“南安普顿到纽约的船票，头等舱从一百二十英镑涨到了四百二十英镑，二等舱从六十英镑涨到了两百英镑。

而且——我的人刚刚告诉我，有人愿意出一千英镑买一张三等舱的铺位。”

“一千英镑的三等舱。

那地方平时连窗户都没有，一个铺位挤四个人，臭虫比乘客还多。

一千英镑。”

可在场没有人能笑得出来。

这些都是平时在俱乐部里喝着陈年波特酒、谈论着“大英帝国的百年基业不可动摇”的人。

他们在议会里有席位，在内阁里有熟人，在殖民地委员会里有投票权。

他们的姓氏印在伦敦金融城每一块显眼的牌匾上，他们的面孔会时不时的出现在《泰晤士报》的社交专栏里。

现在，他们像逃荒的难民一样只为离开这片他们曾经视为“永远安全”的土地。

布莱克曼的手在微微发抖，但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

“我听说，”布伦特的声音忽然低了八度，“我刚出门的时候，英格兰银行已经在秘密转移黄金储备了。”

如果连中央银行都在往海外运黄金，那就不是什么“预防性措施”了。

那是总撤退的信号。

而这个信号一旦被市场知道——不，市场已经知道了。

船票价格就是最好的证明。

“够了。”卡文迪什说，声音沙哑，“船上午十一点从南安普顿起航。

你们跟我一起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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