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了十一个月，工钱只拿到了四个月的。

剩下的八个月——不，连上这个月，已经是九个月了——都被包工头以“政府拨款还没下来”为由欠着。

“德国人打过来也好，共产党打过来也好，谁打过来跟我们有他妈什么关系？”

麦克塔维什的声音很大，

“那些骑着我们头上拉屎的人跑了！

他们跑了！

他们怕了！

他们怕的东西，老子为什么要替他们挡？”

人群更骚动了。

有人开始往工棚方向跑，他们要去翻找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可以带走。

有人在喊“把工具分了，能卖几个先令”，有人在喊“别急，先把工钱结清再说”，也有人什么都没说，就那么站在那里，像一棵傻站着的树，不知道该往哪边倒。

就在这时，一个沙哑却有力的声音从人群的角落里响起来，穿透力极强，

“同志们！”

所有人齐齐地转过头去。

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站在一堆红砖上。

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裤，膝盖上打着补丁，

“别乱！

别慌！

听我说！”

老人叫阿尔弗雷德·钱伯斯，六十七岁，南威尔士煤矿的退休矿工，四年前因为尘肺病被矿上辞退，没有养老金，没有医疗保险，靠着儿子从伯明翰寄来的每周十先令过活。

他来多佛尔工地不是为了挣钱——他这把年纪，也挣不到什么钱——他只是想找口饭吃，工地上管午饭，虽然只是一碗稀粥和一块黑面包，但比他一个人在出租屋里饿肚子强。

“你们刚才说的都没错，但都差了一点。”钱伯斯的声音沙哑，

“德国人是打过来了吗？

共产党是打过来了吗？

我不知道。

我也不在乎。”

“但我知道一件事——那些跑掉的人，他们怕的是什么。”

人群中安静了下来。

“他们怕的不是德国人的飞机和军舰。

那些东西，英国人也有。

他们怕的是——你们。”

老人抬起一根枯瘦的手指，指向人群中那一张张黝黑的脸、粗糙的脸、沾满了水泥灰和汗水的脸。

“他们怕你们放下手里的工具。

他们怕你们不干了。

他们怕你们——不替他们干活了。

他们更怕的是，你们拿起工具，不是替他们干活——而是替自己做事。”

钱伯斯从红砖堆上慢慢走下来，腿脚不太好，走得很慢。

他走到麦克塔维什身边，拍了拍这个比他高出整整一个头的苏格兰汉子的手臂。

“小伙子，多佛尔镇上有个工会的联络站，你知道在哪里吗？”

麦克塔维什愣了一下，然后点了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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