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满一盒，至少三十份。

他不打算再翻了。

“斯坦利。”

斯坦利站在门边，双手交叠放在身前，安静地等待。

鲍德温沉默了几秒钟，像是在犹豫该不该问这个问题。

最终他还是问了，

“斯坦利，你说，我们的国家，到底是怎么变成这样的？”

鲍德温抬起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看着他的私人秘书。

“政府一直在努力。

一九三一年以来，我们做了那么多事。

公共工程、失业救济、住房改善、医疗改革——我们一直在努力让这个国家变得更好。

可为什么一夜之间，整个英国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利物浦、曼彻斯特、谢菲尔德、格拉斯哥……这些城市，这些人民，为什么对政府的命令视若无睹？

为什么他们宁愿听那些共产党人的话，也不愿意相信政府？”

他的声音有些发抖。

在鲍德温的认知里，政府已经尽力了。

他的脑子里装满了统计数据——尽管那些数字并不像他以为的那么漂亮。

斯坦利沉默了片刻。

他不是一个政治家，他是一个公务员。

他的工作不是制定政策，而是观察政策执行的结果。

十六年的公务员生涯，让他比大多数内阁大臣都更清楚地知道，在白厅那些精雕细琢的政策文件底下，真实的世界是什么样子。

“首相，”斯坦利斟酌着措辞，

“政府的政策……在落实方面，确实存在一些可以改进的空间。”

鲍德温皱了皱眉。

“具体说说。”

斯坦利深吸了一口气。

他已经跟了鲍德温很多年，深知鲍德温不喜欢听坏消息，但他也知道，在这种时候隐瞒就是对首相最大的不负责任。

“就拿失业救济来说，一九三一年的《失业保障法》确实是必要的，当时的财政状况已经撑不下去了。

但是，救济金削减之后，大量长期失业的家庭失去了唯一的收入来源。

南威尔士的矿工家庭，一个四口之家每周的救济金从三十五先令降到了二十四先令。

二十四先令——连基本的食物都买不起。”

鲍德温的眉头拧得更紧了。

“我在威尔士出生和长大，”斯坦利的声音很轻，

“我知道那里的情况。

矿工们不是说政府什么都不做，他们是觉得政府只关心财政赤字，不关心人能不能活下去。

救济金的削减不是因为国家真的拿不出这笔钱，是因为白厅觉得财政纪律比人民的肚子更重要。”

斯坦利没有说的是：

南威尔士的矿工，正是最早举起红旗的那群人之一。

今天下午，卡迪夫的工人就已经占领了市政厅。

斯坦利又补充道：

“再说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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