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利停下来，转过身。

“你说得对。

我们还没准备好。

我们不反击。

至少现在不。”

他抬起头，看着斯坦利。

“但我们也不能什么都不做。

告诉陆军部——在金斯顿、彼得伯勒、牛津、斯温登、韦斯顿这五个点上，各选择一个旅的兵力，进行有限度的战术反击。

目的是消耗敌人的力量，拖延他们的进攻节奏，为我们争取时间。”

“同时，让外交部加快和美国的谈判。

我们需要更多的援助，不是武器，是资金。

英国银行里的黄金快见底了。

如果黄金用完了，我们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斯坦利点了一下头。

“我这就去办。”

画面一转，来到了英格兰中部，斯托克顿以南。

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二日，夜。

英共红军的指挥所设在一座被战火熏黑了外墙的庄园里。

庄园的主人在夏天刚刚逃去了加拿大，留下这栋建于乔治王朝时代的石头房子和周围几百英亩的土地。

大厅的壁炉上方还挂着一幅油画——一个穿着红色猎装的中年男人骑在马上，身边跟着一群猎犬，脸上带着那种只有世代拥有土地的人才会有的、对一切都理所当然的表情。

现在，油画被一张巨大的作战地图所替代。

地图上密密麻麻地标注着敌我态势、兵力部署、交通线、炮兵阵地和预计进攻路线。

英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英国红军南线总指挥乔治·布里格斯站在地图前。

他的左边站着政委阿尔弗雷德·埃文斯。

埃文斯今年四十二岁，南威尔士人，矿工出身，一九一八年参加过德国革命，他的口袋里永远装着一本被翻烂了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布里格斯的右边站着海因茨·古德里安。

古德里安今年四十七岁。

他在德国人民革命军中担任装甲兵总监，负责整个装甲部队的训练、装备和战术发展。

这次来英国，名义上是“军事观察员”，实际上克朗茨交给他的任务是——在英国红军中建立一支真正意义上的装甲部队。

他做到了。

靠从法国和德国港口源源不断运来的坦克、靠他和德国来的同志们在过去两个月里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从早到晚站在泥泞的训练场上、对着一群英国同志们一遍又一遍地喊“加速、转向、减速、停车、再来一遍”。

现在，这支装甲部队就驻扎在斯托克顿以东的一片田野里。

一个装甲师——不，一个“装甲师”的番号，加上一个“勉强形成战斗力”的定语。

编制定员一万二千人，实有七千六百人；应有坦克三百辆，实有坦克一百八十七辆。

其中最新型的德国“豹”式坦克只有四十二辆，其余是一战后期型号的旧式坦克和一些从英军手里缴获的轻型坦克。

坦克手们的平均训练时间不到三百个小时——古德里安在德国装甲部队的最低标准是八百个小时。

但这七千六百个战士们在过去两个月里，每天早晨五点起床，晚上十点收队，没有人请假，没有人偷懒，没有人抱怨天气太冷、伙食太差、坦克舱里太挤。

他们知道，这支装甲部队是英国红军手上最锋利的刀刃。

“同志们，”布里格斯开口了，

“中央的命令已经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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