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教育部下来的一封公函，措辞客气但意思明确：

“请贵校对柏林大学法学院讲师赫尔曼·贝克尔的言论进行核实，如其文章中的观点确属其个人主张，应在校内进行批评教育；如有组织背景，另案处理。”

院长把公函推到桌子边。

“贝克尔，我不是来审问你的。

我是来告诉你——你的文章，有人看到了。

看到的人，不只是你我的同行。”

贝克尔的手指微微颤了一下。

“院长先生，我只是表达了一个法学家应有的学术良知。

威廉二世已经八十岁了，他不可能再对社会构成任何威胁。

对一个八十岁的老人施加严酷的惩罚，不符合现代法治精神。”

院长摘下老花镜，用一块麂皮绒布慢慢地擦拭着镜片。

擦完之后，他把眼镜戴上，看着贝克尔。

“贝克尔，你在柏林大学教了几年书了？”

“六年。”

“六年。

六年里，你有没有去工厂参观过？

有没有去农村考察过？

有没有和工人农民坐在一起吃过一顿饭？”

贝克尔张了张嘴，没有回答。

“你没有。”院长替他说了。

“你不需要回答，因为我知道你没有。

你每天早晨从你在夏洛滕堡的公寓出发，骑自行车到学校，上完课，去食堂吃午饭，下午在图书馆看书，晚上回家。

你和工人农民唯一的接触，是在街上擦肩而过。”

院长的声音不高，但十分严肃。

“贝克尔，你问我什么是‘现代法治精神’。

我告诉你——在德国，法治精神不是写在教科书里的，是写在人民的生活里的。

德国人民在过去的十几年里，经历了战争、饥饿、失业、贫困。

他们失去了父亲、儿子、兄弟。

他们不会忘记是谁把他们推进了那场战争。

你替威廉二世求情，就是在替上一次的战争求情。”

贝克尔的脸涨红了。

“院长先生，我不是在替他求情。

我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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