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六年，凡尔登。

炮弹把我左腿炸没了，那年我十九岁。

我的父亲，一九一四年在比利时被打死了。

我的哥哥，一九一八年，停战前一个月，在法国被打死了。

我们全家，就剩我一个。”

“他已经不是皇帝了。

他是一个罪犯。

一个罪犯，就该按法律判。

该怎么判就怎么判，为了那些死在那场战争当中的人。”

第二个证人是来自西南非洲的赫雷罗人后裔，名叫卡姆巴佐。

他四十五岁，高瘦，深棕色皮肤，穿着一件灰色的西装，领口别着一枚小小的红星。

他现在是德国援助非洲的某大学的历史系副教授。

他的父亲是一九〇四年大屠杀的幸存者，逃到了沙漠里，靠吃草根活了下来。

“一九零四年，我的父亲三十岁。

他的父亲，他的母亲，他的妻子，他的两个孩子——我的两个兄弟全部被杀。

他们是被赶进沙漠，渴死、饿死、累死。

旧德国军队在他们喝的水里下毒，在他们逃生的路上架起机枪。

这不是打仗，这是杀牲口。”

“我父亲在沙漠里走了十四天，走到英国人的领地。

他活了下来。

他活到一九三〇年。

他死之前，对我父亲说了一句话——‘不要忘记。

’”

“我没有忘记。

我的父亲没有忘记。

我的孩子也不会忘记。”

旁听席上，几个战争受害者代表无声地哭了。

斯克劳泽转向被告席。

“被告人，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威廉二世的嘴唇翕动了好几次，才发出声音。

“我……不知道这些。

我的将军们告诉我的，和这些不一样。”

斯克劳泽看着他。

“被告人的回答已记录在案。

继续传下一位证人。”

整个庭审持续了三天。

第一天，公诉人出示证据，传唤了十一位证人。

第二天，辩护人发言，请求法庭考虑被告人年事已高、已被推翻流亡多年、认罪态度较好等从轻情节。

第三天，公诉人作最后陈述，被告人作最后陈述。

公诉人的最后陈述是这样结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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