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音要清晰，文字要表音。

最终目标是——一个工人用两个月的时间就能掌握基础交流，一个学生用半年就能专业文献。”

会场里响起一阵低沉的议论声。

有人点头，有人在笔记本上飞快地写着，有人眉头微皱，像是在脑子里已经开始尝试构建句子结构了。

坐在杜布瓦旁边的一位苏联语言学家——彼得·伊万诺维奇·切尔诺夫——清了清嗓子，

“托勒同志，关于词汇来源的问题，我有个补充的提议。”

“各个国家的人民，不是所有人都熟悉拉丁语和希腊语的词根。

如果他们学一种新语言，看到的是一个完全陌生的词，他们会觉得‘这是专家们发明的东西，不是我们的’。

但如果新语言里的词，能让他们觉得‘这词听起来跟我母语里的某个词很像’——他们会更快地接受它。”

会场安静了片刻，然后坐在另一端的匈牙利语言学家接过话头：

“切尔诺夫同志的提议很合理。

如果我们能采用多语源路线——核心词汇分别来自德语、法语、俄语、意大利语等主要语言，让每个国家的学习者都能在新语言里找到自己母语的影子——那么接受度会大大提高。”

托勒没有立刻回应。

他翻了一下面前的笔记本，抬起头说：

“韦格纳同志之前提出过一个构想：新语言的词汇选择应该遵循‘最大公约数’原则。

也就是说，在各种语言中，如果某个词根在超过八种语言里有相似的形态，就优先采用这个词根作为基础。

如果无法找到超过八种语言共通的词根，则优先采用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中的对应词汇。

这个原则不是完美的，但它是一条可以操作的标准。

具体执行起来是否可行，需要各位语言学家在接下来的工作中详细论证。”

杜布瓦问道：

“托勒同志，还有一个问题——文字。

新语言使用什么文字？

拉丁字母？

西里尔字母？

希腊字母？

还是重新设计一种全新的拼音体系？”

“我们目前倾向于拉丁字母作为基础书写系统。”

托勒的回答没有犹豫，

“因为目前在欧洲社会主义国家中，使用拉丁字母的人口占到了相当大的比例，西里尔字母使用区虽然也很广泛，但拉丁字母在技术领域、国际通讯和青年一代的普及率中已经占据了稳固的优势。

不过，我们需要为西里尔字母使用区的学习者也提供一套对应的转写方案，确保所有国家的人都能用自己熟悉的书写系统来学习这种新语言。”

会场里，一位一直沉默的意大利学者慢慢举起了手。

他是米兰大学的语言学教授，年纪不大，戴着一副玳瑁框的眼镜。

“托勒同志，我想说一句可能不太中听的话。

我们今天坐在这里，讨论一种新的语言。

这很好，这是有远见的。

但语言不是从会议室里诞生的，语言是在街头上、在集市里、在工厂车间中、在每天的使用中慢慢生长出来的。

我们可以设计词汇、规定语法、印刷教材，但最终决定这种新语言能不能活下去的，是那些愿意开口说它的人。”

“我们在做的，不是发明一种语言，而是为一种可能诞生的语言铺路。

铺路的工作，需要我们来做。

但路铺好了，能不能有人走上去，要看路修得好不好、修得值不值得走、修完之后有没有人愿意在上面迈出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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