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两点。

靴子落了。

周书语几乎是跑着冲进董事长办公室的。

她手里攥着一张纸。

A4的。

红头的。

省政府办公厅的抬头。

“祁董。”

她的声音在发抖。

不是害怕。

是愤怒。

是那种看穿了对手的卑鄙手段却暂时无力反击的、咬碎了牙往肚子里咽的愤怒。

祁同伟睁开眼。

看见周书语手里的红头文件。

他伸出手。

周书语把文件递过去。

祁同伟展开。

内容不长。

官话套话占了三分之二。

核心意思只有一句。

鉴于汉东重工近期连续发生群体性事件，严重影响属地社会稳定，现紧急传唤该企业法定代表人祁同伟同志于今日下午五点前往省政府接受问责约谈。

祁同伟看完了。

把文件放在桌上。

“祁董。”周书语的声音压得很低。

“省政府没有权力干涉京资委直属企业的人事任免。

但如果以属地治安名义做出问责结论。”

她没说完。

不用说完。

祁同伟听懂了。

治安问责一旦落实，就是一顶决策失误导致群体事件的帽子。

这顶帽子扣下来，不需要免职，不需要撤职。

只需要一纸建议调离的函件送到京资委，他的政治生命就结束了。

纪委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省政府要摘他的乌纱帽。

银行冻结他的现金流。

三管齐下。

周书语站在办公桌对面，看着祁同伟的脸。

她在找慌乱。

找焦虑。

找哪怕一丝一毫的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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