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食堂的师傅煮了碗酸汤面，辣椒放得狠，吃得人额头冒汗。

我望着窗外白茫茫的雨幕，忽然想起十年前在马伏山读高中时，也是这样的雨天，我和同学逃课去江边摸鱼，回来时被班主任罚站在教室后墙，他手里的教鞭敲得讲台"啪啪"响："你们以为这雨能淋一辈子？

"

搭长途客车回汉城时，雨终于小了。

抱着孩子走在滨河路，阳光突然从云缝里钻出来，晃得人睁不开眼。

一个老太婆拄着拐杖走过来，盯着我怀里的孩子看了半天："你望天上，看见啥了？

"

"太阳啊。

"我下意识地用手挡在孩子眼前。

老太婆笑了，皱纹里积着阳光："晃眼睛吧？

头回带孩子吧？

得让他有安全感，别望天上，还得防着楼上掉东西。

"她的手指向路边的楼房，阳台上的花盆摆得晃晃悠悠。

我脸上腾地烧起来，像被太阳晒透的棉被。

这老太婆的话，比任何文件都实在——就像计生工作，报表上的数字再漂亮，不如实实在在护住一户户人家的安稳。

区年度总结会开在三天后，会议室里的煤炉烧得正旺，二十个人围坐成两桌，孟副区长端着酒杯站起来，酒液在杯里晃出红光："荷塘乡没出原则问题，今天不醉不归！

"我感冒还没好透，可领导的话像钉钉子，只能硬着头皮喝。

三杯下肚，头开始发晕，却比上次在李坎主任那儿清醒——至少没让朱娟搀扶，自己扶着墙回了宿舍。

第二天一早，侯书记的身影出现在大院。

他头发花白，穿件深蓝色中山装，袖口磨出了毛边，据说刚从赵家乡党委书记任上退休，被聘为区计生协会秘书长，专管信访。

"小赵，跟我上山。

"他的声音带着大巴山的粗粝，像磨过的砂石。

赵家乡在仙姑区最偏远的高寒山区，路是盘山的土路，坑洼得能把人颠散架。

我们等了两天才凑到一辆上山的货车，车厢里堆满了化肥，我和老侯挤在角落，冷风从帆布缝里钻进来，刮得脸生疼。

"知道为啥让我这退休的来管信访不？

"老侯从怀里摸出个烤红薯，递过来一半，"这些案子，得用土办法解。

"他的手指在红薯皮上掐出印子，"就像这红薯，急着扒皮就烫嘴，得晾晾。

"

赵家乡的五个村散落在山坳里，最远的那个，要走两小时山路。

第一桩信访案是举报乡干部亲属超生——那干部的弟媳生了第三胎，户口落在了邻县。

侯书记没去乡办公室查档案，直接拉着我去了那户人家。

土坯房的院坝里晒着玉米，黄澄澄的像满地金子。

干部的母亲正坐在门槛上纳鞋底，看见我们，手里的针线停了停。

侯书记蹲在她旁边，掏出旱烟递过去："婶子，我是赵家乡出来的，当年你家老三还是我送的兵。

"

老太太的眼泪突然就下来了："他弟媳那是没办法，头两胎都是丫头，家里的地总得有人种。

"侯书记没接话，帮她把散落的玉米归拢到一起："地我懂，可政策也得守。

这样，孩子户口迁回来，罚款分期交，我帮你家小子申请个扶贫岗，咋样？

"

接下来的四天，我们就像在山里打转的陀螺：处理村干部打白条的案子时，侯书记让会计把账本摊在晒谷场上，对着村民一笔笔念；碰到隐瞒不报的超生户，他不进门就先递上袋红糖："我知道养娃难，可躲不是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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