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学子读的是经义、诗赋，为的是科举，谁会去看《唐书·食货志》？

纵使看了，也不会去记一个小小的酒价啊！

苏遁也不为难，自问自答：“《新唐书·食货志》载：乾元三年，复禁民酤，以佐军费，置肆酿酒，斛收直三千。

一斛十斗，斗直三百。

又载：贞元二年，复禁京城、畿县酒，天下置肆以酤者，斗钱百五十。”

此言一出，台下惊诧一片。

众人面面相觑，低声议论：“苏先生连《食货志》都烂熟于心，这等博闻强识，真非常人所及。”

有人叹道：“我等读书，只知经义诗赋，何曾留意过这些？

难怪苏先生能开宗立派。”

苏遁对众人崇拜的目光不以为意，顿了顿，继续道：“杜甫《赠毕四曜》诗中说“东家蹇驴许借我，泥滑不敢骑朝天。”

可见杜甫此时在京城，并在朝为官，杜甫一生在朝为官，仅在乾元元年任左拾遗时。

故而，《赠毕四曜》这首诗应是乾元元年所写。

乾元元年与乾元三年相差不远，酒价应该用相差不远。

所以，杜甫所写“速宜相就饮一斗，恰有三百青铜钱”，非袭用成语，乃是实写。”

台下再次响起低低的议论声。

有人悄声道：“杜甫当过左拾遗，这我知道。

可他哪一年当的，谁记得？”

旁边的人摇头：“别说哪一年，我连左拾遗是几品官都不知道。”

又一人接口道：“苏先生不但记得乾元元年，还能从一首诗里推敲出写作年份，再跟《食货志》对榫——

这书读得也太细了。”

苏遁对众人的惊诧不以为意，只微微一笑，话锋一转：“然而——

为何乾元三年，一斗酒直三百，二十六年后的贞元二年，酒价竟跌至斗钱百五十？

诸位可有人能推测一下背后原因？”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全场，等着有人接话。

古堇略一思索，举手答道：“乾元年间，正值安史之乱，天下板荡，物资匮乏，粮贵则酒贵，故斗直三百。

至贞元初，乱事渐平，虽未尽复承平，然比之乾元年间，已安定许多。

谷贱则酒贱，故价落。”

苏遁赞许地点头：“古秀才所言极是。

王荆公有诗云：‘百钱可得酒斗许，虽非社日常闻鼓。

’

荆公所言，乃本朝承平之时，酒价较之晚唐又低了许多。

可见自唐末五代至今，四海渐定，生民渐安，粮价既平，酒价亦随之而落。

此非上天眷顾，实乃祖宗积德、朝廷爱民、百官勤政之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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