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后汉本就有这般传统，不仅太学生热衷辩经，最初就连朝中官员，也常会以辩经论道。

光武帝年间，正旦朝贺，百官齐聚，刘秀令群臣中精通经义者，于殿廷前辩论驳难，理屈词穷者，需将席位让给辩胜者。

彼时，研习《京氏易》的戴凭连连取胜，夺得座席五十余处，被誉为 “解经不穷戴侍中”。

当场便从试博士（见习博士，秩比六百石），擢升为秩比两千石的侍中。

辩经虽是太学生的事，却也少不了请贵人到场。

不然，辩经给谁看？

治经、博名，终究都是为了做官铺路。

恰逢临近岁首，此次辩经特意请来了掌管天下教化的太常刘焉。

太常秩中二千石，银印青绶。

主掌宗庙礼仪，位列汉朝九卿之首。

地位尊崇，兼管文化教育、陵县行政，亦统辖博士与太学。

以后世的职位类比，大约是文化部部长与教育部部长的综合加强版。

因为后汉素来重视文化建设，故而太常为九卿之首，级别堪比后世的副国级。

有这般重臣主持，太学生们怎能不激动？

不少太学生即便过年不返乡，等的便是这场能崭露头角的 “秀”。

除刘焉外，裁判席上还有冠军侯、右中郎将何方，博士刘洪、李儒（二人皆是经义方面的专业人才），经学名士荀爽，以及大将军府掾属边让、刘表、孔融等人。

除太学生外，辟雍的学子也来了不少。

两边人分坐两侧，不时有人凑在一起交头接耳、低声议论。

待时辰到，刘焉一声令下，太学生中当即有人纵身跃上台去。

紧接着，又有一人登台，二人互通姓名后，便高声展开了辩经。

何方听了片刻，便觉百无聊赖，索性沉浸到系统图鉴中，挨个扫描起在场的太学生。

这些人中，有的声名在外，有的则默默无闻；

自然，有名者未必能力出众，无名者亦有才华横溢之辈，资质高下不一，难以一概而论。

总而言之，在世家门阀尚未彻底固化阶层之前，中下阶层的士族皆在奋力向上攀爬；

中上阶层的士族虽占据了大部分朝堂职位，却也需提防中下阶层士族的冲击。

这使得中上阶层的士族，在选拔族中子弟时，并非一味看重嫡长子。

嫡次子、中子、幼子之中，也会选拔俊杰享受族荫，也就是后世所说的政治资源。

若嫡子中无俊杰，甚至会酌情选拔非嫡子，乃至从子、族子中选拔。

彼时，实则还处于一种相对良性的竞争状态。

待到晋朝，门阀士族彻底成形，各阶层壁垒森严、无法互通，才会滋生出诸多傻逼当道的乱象。

当然，这种竞争，也仅局限于士族阶层之内。

豪强子弟、普通黎庶，此刻尚且没有参与其中的资格。

随着辩论持续推进，高手陆续登场，场面也愈发精彩。

毕竟到了中段，观战者大多心中有数，若非有十足把握，轻易不敢登台自取其辱。

荀爽、李儒等人也时不时点评一二，点出辩论的要害。

此时登台的是河内人杨俊，他是大儒边让的弟子，已然连胜八场。

见此情景，裁判席上的边让捻着胡须，神色颇为得意。

就在这时，太学生中一阵骚动，一名年轻士子纵身登台，与杨俊斗得旗鼓相当。

“此子何人？”

因这士子未曾自报姓名，边让下意识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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