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说的自己安慰自己，是人处于一种无奈状态下的自我调节。

这种“乐商”是一种消极的、回返内心的调适路径。

这是由于现实社会制度的极为不合理和人类自身缺乏有效的改善自身处境的能力造成的，是人的幸福欢乐追求在特定环境下扭曲、丑化的表现。

这种调节的结果是形成了人的内在自我满足与外在悲剧存在的尖锐矛盾，最终以人物的毁灭而结束。

即便如此。

它也避免了人物自我毁灭的命运，这也正是精神胜利法所具有的合理内核和表现出持久生命力、有效性的根本所在。

这种合理的内核随着社会发展、时代进步、心智能力进化，其内涵和功能不断地得到正向的丰富和加强。

吴为注意到，在对阿q精神给予某种肯定的同时，也应注意到如何对待鲁迅的批判精神这个问题。

为阿q精神正名，不能回避如何对待鲁迅这样一个严肃的问题。

之所以产生这个尖锐的问题，是因为人们长期以来，一直把鲁迅所表现出来的“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强烈的英雄主义精神、硬汉性格，与阿q的精神胜利法所隐含的乐观主义精神资质对立起来，甚至通过鲁迅的英雄主义精神去反衬出阿q精神胜利法的卑微。

把阿q的精神胜利法当作所谓国民劣根性的化身、象征。

对其命运的悲剧，则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进一步按照当时的话语，是民族文化心性中有根本的重大缺失，用当代语言，叫遗传基因有重大缺陷，不好纠正，也正是因为不好纠正，精神胜利法才在后辈得到继承和沿袭，并且繁衍、发育成一种乐感文化样式。

在当代被阿q的子孙们当作对付下岗、失恋、离异、残疾、疾病、失学、破产等变故的有效精神武器。

人们重视汲取鲁迅的辉煌的英雄主义精神，而轻视甚至鄙视阿q的精神胜利法中所包含的一种特殊的心智能力，即能够善于将任何不良心态、心境迅速转变为愉悦体验的能力。

只不过在阿q的身上，由于太缺乏知识才能和文明发达社会制度的支持和保护。

使他在现实中四处碰壁，乐观的性格却酿成命运的悲剧。

即便在今天，这样的心智能力经常被愚蠢地用来恶搞愚用招致祸患。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现代社会。

既有必要更有可能把二者的精神融合起来，形成一种崭新的人格资质，普遍提高人们对复杂社会现实的适应能力。

并增加成功的可能性。

这就是吴为对鲁迅精神与阿q精神所产生的一种新的学术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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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鲁迅精神”与“阿q精神”本来就是亲兄弟，应当让他们携起手来。

所谓亲兄弟，一个管发心，鲁迅是发心，发的是英雄救世的精神，另一个则是管收心、放心，阿q是收心、放心的代表，有了发心又有收心，才是民智成熟的表现。

在我们面对越来越大社会压力的今天，既要发扬鲁迅的英雄主义精神，也要真正地为阿q的精神胜利法正名，让鲁迅的英雄主义精神与阿q的乐观主义精神走向融合，增强自我人格资质的柔韧性，养成健全的心理机制，更好地面对自己的人生，实现幸福快乐的生活。

时隔千年的苏轼，他精力过人，对生活中各种事情都容易发生兴趣。

对生活善于进行诗化处理，实现生活诗化和诗化生活的意境。

作诗取材广泛，自然景观、人物事件、风俗民情、喜怒哀乐、议论哲理，无不入诗。

随时可发诗兴，无处不是诗材，极写人间天地之事。

他的性情直率而又乐观豁达，堪称乐感文化的经典人物。

他任性逍遥、随缘放旷，成为性格自觉和执着追求，有话就说，因诗遭祸，险象一过，又管束不了自己。

真是性情不由人。

有身份地位，感到发挥了别人不可发挥的作用而乐趣无穷；失去身份地位，又发现免了责任之累，更是喜悦常生。

进亦乐，退亦乐；富贵可乐，贫贱亦可乐；事事可乐，处处可乐。

乐由心头生，发现乐处，感受乐处，无处不可以生乐。

真是地地道道、名副其实的乐圣。

身体不佳，朝廷又剥夺了俸禄，弄羊肉不得，只好买羊脊骨，熬汤剔肉，剔着剔着，竟然剔出了乐，并且即兴赋诗一首。

本来胃里空空，心中却乐趣不减。

乐趣不绝，溢于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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