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份他拿纳税人的钱救贝尔斯登，已经在国会山被骂成了华尔街的帮凶。

现在是五月，等到了九月、十月，选战进入最白热化的时候，你觉得两党的候选人，谁敢支持政府再拿几百个亿去救另一家贪婪的投行？”

陆泽把水杯放下，发出一声轻响。

“还有理查德·富尔德。

他在雷曼当了十四年ceo，被人叫作‘华尔街斗牛犬’。

这种人，只要还没到最后一口气，他就绝不会接受被人以两块钱、五块钱的屈辱价格收购。

他会一直拖，拖到一个他认为体面的价格。”

“所以，这就是一个时间差。”

陆泽用笔尖在纸上轻轻点了点。

“富尔德以为政府最后一定会救他，所以他现在不肯低头；而政府迫于大选年的政治压力，到最后根本不敢救他。”

“当极度的傲慢，撞上大选年的政治避嫌。

结果就是，所有的救生艇都会在互相试探中被错过。”

办公室里很安静，只有空调出风口发出极低的嗡嗡声。

伊莎贝拉站在那里，听着这番没有一个金融术语、却比任何蒙特卡洛模拟都令人胆寒的推演。

这不是在对冲风险。

这是在极其冷血地计算人类的弱点。

“但这也是一种可能，对吗？”

伊莎贝拉沉默了一会儿，轻声问。

“如果富尔德提前认输了，或者美联储真的顶着大选的压力下场了……我们重仓cds，就是血本无归。”

“不完全。”

陆泽抬起头。

他看着窗外曼哈顿耀眼的阳光，眼神极其平静。

“只要有变量，就不存在绝对的确定。

但cds不是必须要等到破产清算才能兑现收益。”

他转过头，看向伊莎贝拉。

“还记得贝尔斯登吗。”

伊莎贝拉愣了愣，很快反应过来。

“你是说，当它陷入危机时，我们可以转手卖出，而不是真的等雷曼破产？”

陆泽将那张写着名字的纸随手折了一下，扔进了旁边的碎纸机里。

“在那个时候，那些恐慌的大资金们需要对冲的是雷曼的巨大风险，他们会愿意付大价钱买我们手上的'火灾险'。”

伊莎贝拉被说服了。

“所以这是确定的交易方向。

无非是赚5倍还是赚50倍。”

“对。”

陆泽想起当时和约翰保尔森对谈的时候。

保尔森也说过，这是确定的那部分。

只是他当时需要更多的弹药，所以转身先做了石油。

无论如何，目标确立。

在这间安静的办公室里，陆泽和伊莎贝拉迅速将思维从宏大的历史推演，切换到了精确的战术执行层面。

“既然确定了雷曼是主攻方向，我们需要一套多层防御的组合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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