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人学算学，是为了应付户部考核时不被难住；工匠学算学，是为了干活时不被人坑骗。

没有人想过，算学本身可以成为一个自洽的、可以不断推演和扩展的体系。

但吴吴这份手稿，把这个可能性摆在面上了。

它用符号代替文字，用公式代替描述，用固定的算法代替反覆的试错。

这意味着，以前需要多年训练才能掌握的复杂计算，现在只要按部就班地套用公式，就能在短时间内得出结果。

这对於那些真正需要解决实际问题的官员、工匠、商人和农夫来说，意义十分重大。

吴晔甚至可以想像，这份手稿流传开来之後，会发生什麽。

首先受益的，是那些在基层摸爬滚打的小吏和工匠。

他们或许写不出一篇像样的策论，但他们每天都要跟数字打交道一一丈量田地、计算税粮、估算工时、核验物料。

有了这些简便的算法，他们可以省下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出错的可能性也会大大降低。

这些事情看似琐碎，但积少成多，对整个朝廷的运转效率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往上走一层，是那些主管钱粮、水利、营建的官员。

他们不必再像以前那样，凡事都要依赖手下的算手一那些算手掌握了核心技术，经常以此拿捏上官，甚至在帐目上做手脚。

如今有了公开的、标准化的算法，官员们自己就能核算帐目，那些想靠信息差中饱私囊的人，就得多掂量掂量了。

再往上走，是朝堂之上的决策者。

户部每年核算全国赋税，需要耗费数月之久，动用数百名算手，即便如此，最後得出的数字也常常漏洞百出。

如果将这些新算法推广到户部，同样的工作，或许只需要一半的人力和三分之一的时间，数据的准确性也能大大提高。

这意味着朝廷的决策可以更加及时、更加精准，而对於一个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帝国来说，每一点效率的提升，都可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国力。

当人们习惯了这份变化，也感受到了算学，乃至其他学科带来的效率的变化。

那麽实学的地位，也会水到渠成，水涨船高。

当然，吴晔也清楚，这一切不会一帆风顺。

那些靠经义晋身的士大夫们，不会轻易让出话语权。

他们会说，算学是小道，经义才是大道；他们会说，重实学会让读书人变得功利，失去修身养性的本心；他们甚至会说，这些东西都是「奇技淫巧」，会动摇国本。

但这些话，吴晔听得太多了，早已经不痛不痒。

他们无法违逆历史的潮流，自然科学必然会找到应该来到它应该有的位置。

但在这之前，吴晔应该头疼的，是如何制定一套选拔伎术官的方法。

想到伎术官，就会想起王安石那场变法。

王安石当年推行新法，并非只盯着青苗、免役、方田均税这些经济层面的改革。

他对人才的选拔，同样有过深刻的思考和激进的尝试。

熙宁四年，王安石力主改革科举，罢诗赋及明经诸科，专以经义、策论取士。

与此同时，他还在太学中推行「三舍法」，试图以学校的日常考核取代一次性的科举考试，从而选拔出真正有实学的人才。

不止於此。

王安石还曾上书神宗，提出过一个更大胆的想法一设「明法科」，

选拔通晓律令的人才；设「武举」，选拔精通兵法的人才；

甚至在地方上设立「学官」，专门负责教授农田、水利、算数等实用知识。

他理想中的官僚体系，应该是由一群通晓实务的实干家组成的，而不是那些只会吟诗作赋、高谈阔论的空谈客。

可以说，在实学的领域，王安石其实已经走了很远很远，甚至不亚於他和赵佶恐吓百官的想法。

为何百官会被赵佶的想法吓到，不是说改革科举这种事，他们害怕。

而是有个人，曾经真的想要改变科举，将实学充分下放到宋朝的方方面面。

最激进的改变，王安石都已经提出来了，反而是吴晔如今的做法，显得小家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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