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国家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可明文规定下乡的知青必须在1972年9月1日前年满16周岁。

肖根涛偏偏生于9月27日，差了二十几天，年龄不够，没能赶上第一批下乡。

就这样，他被安排到成都十五中，重读了一年初三。

这一年，肖根涛没敢懈怠。

他知道，这可能是自己为数不多的学习机会了。

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背书，晚上在煤油灯下做题，连课间休息都在琢磨难题。

1973年，高中扩大招生，肖根涛凭借优异的成绩，终于幸运地考上了高中，后来又转到成都十七中。

1975年高中毕业时，高考还没恢复，高中毕业生几乎只有一条路可走——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肖根涛的母亲在成都无缝钢管厂工作，托了点关系，把他安排到四川省仁寿县方家区千福人民公社大旗生产大队第二生产队插队。

当肖根涛背着行李，踩着泥泞的小路走进这个村子时，他才真正明白“贫瘠”两个字的含义。

这是个丘陵山区，山丘起伏却不高，山上光秃秃的，很难见到高大的树木。

村里的老人说，大炼钢铁那几年，山上的树全被砍光了，现在只剩下一种叫“马桑”的灌木，零零星星地长在山坡上。

村里只有少量水田，大部分土地都种着红薯，社员们都叫它“红苕”。

在这儿，红苕成了主食，顿顿都离不开。

可红苕特别不“经饿”，哪怕一顿吃再多，没一会儿肚子就又咕咕叫了。

有一次，肖根涛实在饿坏了，想试试自己到底能吃多少红苕。

煮红苕前，他找生产队的秤称了称，连筲箕带红苕皮，足足13斤。

等红苕煮熟，他竟一口气全吃了，撑得躺在炕上动不了，可到了晚上，肚子还是饿。

肖根涛刚下乡时体重只有108斤，瘦得一阵风就能吹倒，可回城的时候，体重涨到了128斤，脸都圆了一圈。

有人开玩笑说：“这红苕的威力真不小，把你都‘吹’成胖子了！”

可只有肖根涛自己知道，这增长的体重背后，是长期的营养匮乏。

他所在的生产队，可能是全公社最穷的。

一个强劳力辛苦干一天活，工分折算下来才值 8 分钱，肖根涛刚开始干活没经验，不算强劳力，一天只能挣6分4厘钱。

在这儿，白米饭是稀罕物，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吃上一口，吃肉更是奢望，一年到头也难得见一次荤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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