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那时候大学只招工农兵学员，要 “又红又专”，他既不是工人，也不是农民，更不是军人，上大学的路彻底断了。

家里两个哥哥、两个姐姐去了黑龙江支边，另一个姐姐当了工人，没人能帮他。

他高度近视，连当兵的梦想也碎了。

那几年，吴骞像没头的苍蝇，到处乱撞，三次尝试改变命运，结果都像笑话一样。

有一次听说要招外语人才，他赶紧翻出压在箱底的英语课本， dust（灰尘）都没来得及擦，就拼命读起来，晚上睡觉都抱着课本，梦里都在背单词，幻想能靠这个出头。

可等了好久，才知道那是谣言，空欢喜一场。

后来又有人说要招佛学院学生，他也心动了，好不容易找了本佛学书，硬着头皮啃那些晦涩的经文，看得头都大了，结果还是谣言。

他甚至想过跟哥哥姐姐一样去黑龙江支边，可人家一看他高度近视，直接就拒绝了。

那时候社会动荡，谣言满天飞，吴骞的心也跟着七上八下，前途一片迷茫，不知道自己的路在哪儿。

在计划经济和身份的双重束缚下，吴骞就像年糕厂里蒸汽里翻腾的米浆，黏稠、滚烫，却找不到一个能让自己成型的模具。

他挣扎过，努力过，可每次都被现实打回原形。

折腾来折腾去，吴骞最后找到了一个能让自己安心的地方——图书馆。

每天一早就去图书馆，找个角落坐下，看书、读报，仿佛只有在书里，他才能暂时忘记现实的烦恼，才能找到一丝平静。

他不知道未来会怎样，但他知道，只要还在读书，还在学习，就还有希望。

而这份希望，在1977年10月底，随着高考恢复的消息，终于有了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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