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这里，母亲的语气瞬间变得凌厉起来，眼神里满是怒火，咬牙切齿地说：

“那个王卫东呢？

那个没良心的东西，他跑哪儿去了？

让我逮着他，非剥了他的皮、抽了他的筋不可！

竟然敢这么欺负我闺女，他也不看看我是谁！”

提到王卫东，潘瑕的眼神瞬间暗了下来，像被泼了一盆冷水，所有的情绪都沉了下去，她长长地叹了口气，语气里满是疲惫和绝望：

“自从出了事，他就跑了，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没人知道他躲到哪儿去了。

这大半年，所有的烂摊子都是我一个人扛着，那些追债的天天来骚扰，砸门、骂街，有时候还堵在院门口不让我出门，我真的快被逼疯了，好几次都想过放弃。”

说着，她又想起了被扣在派出所的拖拉机和那车煤炭，还有自己的高考档案，心又提了起来，声音带着一丝担忧：

“娘，我最担心的不是追债的，是我的拖拉机和那车煤炭，还扣在派出所呢。

我更怕这事会记到我的档案里，影响我考大学，那可是我唯一能跳出这火坑的指望啊。”

“考大学？”母亲眼睛猛地一亮，脸上的愁云瞬间散了大半，连忙追问，语气里满是期待，“闺女，你要考大学？

报的哪儿啊？

能不能考上？”在那个年代，能考上大学，就是跳出农门、光宗耀祖的事，母亲一辈子没读过书，最大的心愿，就是孩子们能有出息。

“报的苏州。”潘瑕轻声说，眼神里泛起一丝憧憬，嘴角也难得有了一点笑意，可那笑意很快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丝落寞，“我就是想离家近一点，再也不想一个人在外头漂泊了，太无助了，受了委屈都没人能说。”说着，眼泪又不争气地掉了下来，砸在母亲的手背上。

母亲连忙把她搂进怀里，轻轻抚摸着她的头发，像小时候她受了委屈一样，温柔地哄着：“苏州好，苏州是大城市，离家又近，等你考上了，娘也能常去看你，再也不让你一个人受委屈了。

别担心，办法总比困难多，咱娘俩再好好想想办法，肯定能把事情解决好。”

母女俩依偎着坐了一会儿，屋里静悄悄的，只有窗外的风声。

忽然，母亲眼睛一亮，猛地拍了拍大腿，声音都提高了几分，语气里满是惊喜：

“哎，我想起来了！

你爸以前跟我说过，咱们家有个远方亲戚，好像就在这附近的公社当干部！

我记不清具体是谁了，只知道姓刘，是个副主任，听说在公社里说话还挺管用的。

闺女，你说他能不能帮上咱们的忙？”

潘瑕心里也瞬间燃起了一丝希望，眼睛里泛起了光——在这年代，有关系、有熟人，办事就能少走很多弯路，甚至能化险为夷。

要是真有这么个亲戚，说不定拖拉机的事就能有转机，档案也能保住，她考大学的念想，也就能保住了。

她用力点了点头：“娘，说不定真的能行！

咱们赶紧去打听打听！”

接下来的几天，母女俩四处打听，先去问了大队书记，书记一开始还支支吾吾，不愿意多说，后来架不住母亲的软磨硬泡，才含糊地说确实有这么个刘副主任；她们又去问了村里的几个老社员，都是看着潘瑕长大的，不忍心看她为难，终于打听清楚了——那位姓刘的副主任，确实是她们家的远方亲戚，论辈分，潘瑕得叫他一声刘叔，而且潘瑕之前去公社办事的时候，还见过他几次，只是那时候互不相识，不知道彼此有亲戚关系。

潘瑕咬了咬牙，狠了狠心，把家里仅有的五块八毛钱积蓄拿了出来——那是她之前拉货剩下的一点钱，本来打算留着买复习资料的，现在为了能把拖拉机要回来，也顾不上那么多了。

她托人在公社的供销社买了两瓶廉价的散装白酒、一条劣质香烟，还有两斤硬邦邦的点心，小心翼翼地装在一个旧网兜里，沉甸甸的，每一样都透着她的无奈和期盼。

她搀扶着母亲，一路打听着，踩着黄土路，走了将近一个小时，才找到刘副主任的家。

刘副主任家在公社家属院，是一栋两层的砖瓦房，红砖墙、玻璃窗，院子里还种着几棵梧桐树，在当时算是条件极好的，比村里的土坯房气派多了。

开门的是刘副主任的爱人，穿着干净的蓝布褂子，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听说她们是远方亲戚，又提起了潘瑕父亲的名字，连忙热情地把她们请了进去，给她们倒了热茶，又端来瓜子，笑着陪她们说话，倒也没有一点干部家属的架子。

没过多久，刘副主任就下班回来了，穿着笔挺的干部服，戴着解放帽，见到潘瑕母女，先是愣了一下，脸上露出疑惑的神情。

等母亲说明了来意，又提起了潘瑕父亲的名字，说起了当年的亲戚关系，他才恍然大悟，拍了拍自己的脑袋，笑着说：

“哦，原来是自家人！

我跟你爸还见过几面呢，都是实在人，当年他还帮过我一个小忙，我一直记着呢。”

客套了半天，喝了两杯热茶，潘瑕才红着脸，鼓起勇气，把自己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从王卫东卷钱跑了，到被追债的骚扰，再到拖拉机和煤炭被扣，还有自己担心事情影响高考档案的顾虑，说得条理清晰，每一句话都带着委屈和期盼，眼眶时不时就红一次。

刘副主任坐在沙发上，一边听，一边皱眉头，脸色越来越沉，手里的茶杯放在桌上，发出“咚”的一声轻响，语气里满是气愤：

“还有这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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