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市长披着军大衣出来开门，脸色很不好看，任谁半夜被人敲门都不会有好脸色。

可当张伟松递上那份政审材料，说出考生父亲的名字时，副市长的手猛地一颤。

材料差点掉在地上。

因为这位副市长，不是别人。

正是当年主办那位老红军案子的公安局长。

屋里的灯昏黄，十五瓦的灯泡吊在天花板上，照在副市长脸上，明暗交错，看不清表情。

他就那么站在门口，拿着材料，一页一页地翻，翻得很慢。

手指在某些字句上停住，微微发抖。

张伟松站在他对面，没有多余的客套，也没有求情的话。

他只是挺直了腰杆，目光直视着对方，一字一句地说。

老领导，这孩子的事，您必须管。

不能让老英雄的孩子再被冤枉，不能让人才就这么埋没了。

副市长抬起头，看着张伟松的眼睛。

两个人就那么对视着，楼道里安静得能听见挂钟的滴答声。

许久，副市长长长地叹了口气，那口气叹得又沉又缓，像是把压在胸口十几年的东西都吐了出来。

他转身回屋，拿出钢笔，拧开笔帽，在材料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然后披上外套，跟着张伟松出了门，连夜跑了剩下的所有手续。

那天晚上，两个曾经在不同位置上见证过同一段历史的人，骑着自行车，在常州空荡荡的街道上穿行。

路灯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又很短。

胡星善听到这里，眼眶已经湿了。

他没想到，这一趟复查的背后，还藏着这么一段故事。

更没想到，当年的办案人，会用这样一种方式，给自己的良心一个交代。

后来，这名考生终于搭上了 1977 届高考录取的末班车。

录取通知书送到招生办那天，是个难得的晴天。

考生站在门口，手里攥着那张薄薄的纸，嘴唇哆嗦着，半天说不出话。

然后他就哭了。

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蹲在招生办门口，哭得肩膀一抽一抽的，像个受了天大委屈的孩子。

他一遍又一遍地说着 ，声音沙哑，到最后已经泣不成声。

胡星善站在窗边看着，别过脸去，偷偷抹了把眼角。

他知道，这声

里，藏着多少个不眠之夜，多少回绝望到想放弃的瞬间。

随着扩招的推进，政审条件也在一步步放宽。

尤其是这年三月的临时扩招，政审标准比一月份录取时又松了不少。

很多之前被卡下来的考生，这次都被划为 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顺利拿到了录取资格。

那些曾经被人戳着脊梁骨叫 狗崽子 的知青，终于可以抬起头来，凭着自己考出来的分数，走进大学校门。

不用再因为出身，因为父辈的事，被拦在门外。

胡星善每次和同事聊起这些，都兴奋得眉飞色舞，眼睛里闪着光。

他说，他们干的不只是招生的活。

他们是在给国家挑苗子，给民族选未来。

每一份从他们手里发出去的录取通知书，都可能改变一个人的一生，甚至一个家庭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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