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回乡的第一天起，黄卫华就彻底掐灭了上大学的念头，不敢有半分奢望。

作为家中最小的孩子，黄卫华自小被父母疼惜，是全家的心头肉。

父母看着他身形单薄、常年读书从未干过重农活，舍不得他日日下地吃苦受累，便托人找关系，借着他读过高中、文化水平高的优势，给他谋了一份小学代课教师的差事。

1974年9月，秋收刚过，田地里的秸秆还未清理干净，黄卫华正式走进本村小学，成为一名四年级数学代课老师。

这一干，就是整整两年。

两年后，乡镇小学增设附属初中班，也就是当地人俗称的“戴帽子中学”。

这种初中班依附于小学办学，没有独立校舍、没有专职师资，全是临时抽调的小学老师兼任授课，师资缺口极大。

凭借扎实的学识和出色的教学成绩，黄卫华被抽调过去，兼任初中数学与英语两门课程的老师。

教书育人的日子里，黄卫华从不敢有半分懈怠。

哪怕只是代课老师，哪怕薪资微薄、身份不正式，他始终秉持着极致认真的态度对待每一堂课。

每周他都会提前备好整周课程，一笔一划手写教案，详细标注每节课的教学目标、核心知识点、授课流程，甚至提前设计好课堂例题、板书布局、学生上台演算的习题，细致到极致。

用心付出终有回报，他带的班级成绩常年稳居全乡前列，教学成果有目共睹。

凭借突出的教学能力，黄卫华被推荐进入县文教局教师进修学校进修深造。

这段进修经历，成了他学业路上至关重要的转折点，弥补了他多年的知识短板。

他后来时常感慨，文革期间的初中教学极不规范，没有全国统一教材，大家使用的都是扬州专区自编的地方教材，知识点零散、内容浅显、体系混乱，基础打得极不扎实。

也是这次进修，让他系统补齐了残缺的知识体系。

彼时的乡村教师，只有两条固定出路，泾渭分明。

一是公办教师，拥有正式编制，由县文教局统一发放工资，待遇稳定，每月薪资四十多元，在当时属于上等收入。

二是民办教师，没有正式编制，薪资由国家和地方对半分担，国家发放一半，另一半由大队、公社筹资补齐，每月到手三十多元。

而黄卫华的代课教师身份，介于两者之外，是最不稳定、最没有保障的临时工。

代课教师没有编制、没有固定岗位、没有稳定待遇，每月薪资仅有二十元，是三类教师中待遇最低、地位最尴尬的存在。

顾名思义，代课就是临时顶替、随缺随补，哪里缺老师就去哪里顶岗。

正如当年广为流传的口号一般：我是革命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短短数年，黄卫华先后辗转三个学校代课。

有的是原有老师生病休养、岗位空缺，有的是戴帽子中学扩招、师资缺口巨大，却无法分配正式编制教师，只能靠代课老师填补空缺。

即便当了老师，他依旧摆脱不了农村社员的身份束缚。

农忙双抢时节，所有村民、包括临时任教的代课老师，都必须参与生产队集体劳动，没人可以例外。

因为平日在校代课，无法参与日常田间劳作，生产队有明确规定。

黄卫华每月二十元的微薄工资，必须固定上交十元给生产队，才能保留社员身份，正常分配口粮、柴草和各类农业物资。

一半工资上交集体，剩下十元便是他每月所有的生活费，日子过得拮据又拘谨。

唯一的盼头，是当时政策留有的一条出路：代课教师可以通过公开考试转正，成绩优异者能够转为民办教师，获得更稳定的待遇。

为了稳住生计、改变命运，黄卫华咬牙报名了民办教师转正考试。

凭借多年的教学积累和扎实的学识，他一路过关斩将，硬生生考出了全县第一的绝佳成绩。

就在他等待转正通知、即将摆脱临时工身份的关键时刻，一封突如其来的信件，彻底打乱了他的人生规划。

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跨越山海，悄然送到了县文教局。

一切的转机，都始于1977年9月那个寻常的午后。

那日放学后，夕阳西斜，晚风微凉，黄卫华骑着破旧的二八大杠自行车，沿着坑洼的乡间土路往家赶。

村口的高音喇叭骤然响起，洪亮的广播声穿透田野，传遍十里八乡，播报着一则颠覆无数青年命运的重磅消息。

国家正式恢复全国统一高考，取消推荐入学，无论是历经十年动荡的老三届，还是刚毕业不久的新三届，全部拥有平等报考资格。

听到广播的那一刻，黄卫华猛地捏住刹车，车轮在土路上划出两道浅痕，心脏狂跳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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