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种情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也有很多介于三种典型之间的情况出现。

让人尴尬的是，公司在自己征服获得的贸易项下，利润是最低的，像巴达维亚本地贸易和台湾，长期处于亏损状态。

军事和战争导致公司在这些地域负担的义务过重。

公司毫无特权的日本和印度，则提供了最大的利润来源。

在那里，荷兰人只要闷头做生意，不需要考虑打仗和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

同样的原因也导致了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安汶大屠杀之前，一直只想安静的贸易，没有与任何当地国家交战的想法。

基于不同的贸易类型，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分支机构的设置上也颇有不同。

在巴达维亚、马六甲、班达和台湾，荷兰人是纯粹的征服者，这就要求在这些地方设置类似地方政府的机构，并派驻军队。

1640年前后，安汶、班达、摩鹿加群岛、科罗曼德尔海岸的奈格帕特南、锡兰和马六甲，是公司六个最重要的分支机构，巴达维亚在这里派驻有行政长官。

在孟加拉、苏拉特和波斯，公司设置有贸易主管。

在万丹、日本和帝汶岛是驻扎官或是首席干事。

地方也仿造巴达维亚的权力结构，地方首长与一个委员会共同负起管理责任。

地方首长是委员会主席，其他包括有分管贸易的商务员、军事指挥官、首席簿记官和司法部门的最高官员，检举人或者检察官。

当然，在实际运行中，情况也往往会发生变化。

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亚洲设立了一个人数也许不多，却很全面很正规的官僚机构，每日间都充斥着有趣的官僚游戏。

在这一点上，英国人就要灵活的多。

英国东印度公司在亚洲就没有太复杂的官僚机构。

英国人的薪水待遇也普遍高于荷兰人。

并且公司董事会允许职员在公司的生意中跟投，在船上主动分出部分吨位供员工使用。

英国人认为这能有效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将员工的利益与公司捆绑在一起。

荷兰人则恰恰相反，董事会严禁员工以权谋私。

这反倒造成了贪污与走私在亚洲盛行。

山高皇帝远，阿姆斯特丹派人到巴达维亚路上得花8个月，倒霉的时候，还得花上18个月。

荷兰人的航路缺少补给点，除了在英吉利海峡可能遭遇到敌国舰队，他们在路上还要经过三段危险的航程。

第一段在几内亚湾附近，他们只能在很狭窄的“小航道”上行驶。

一旦偏离航道，要么被洋流卷进危险的几内亚湾，要么被冲到美洲海岸。

第二段在好望角，经常有商船撞碎在好望角的礁石上。

第三段是绕过好望角沿咆哮西风带的航程段，也经常病死人。

其中第三段航程随着毛里求斯基地的建立，现在情况好了一些。

好望角还要等等，南非殖民地建立后会有些好转。

几内亚湾则是葡萄牙人的地盘，暂时还无解。

从阿姆斯特丹出发时的整船人在海路死上一半并不罕见。

到巴达维亚也只是噩梦的开始，通过海上淘汰的人在抵达亚洲短短时间后又会染上各种热带病，再死掉一批。

如果倒霉被派到香料群岛服役，那真是九死一生。

缺乏监督机制，死亡率又高，东印度公司所有人都是在用生命为赌注换取成功的机会。

每个贸易主管，每个东印度委员都会想法在公司的商船上夹带个人的生意商品。

以公司的生意为代价，谋取个人财富，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阿姆斯特丹派过来的巡视官回去报告说，“对于为整个大家族争取高官厚禄，他们有无法控制的野心和无法阻止的决心。”

荷兰在亚洲的贸易主管经常向国内汇兑与工资相比数额惊人的财富，实在看不下去的公司董事会很是处理了几个人。

这又导致很多荷兰人将金钱委托给基友英国东印度公司带回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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