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他抬起头，直视着赵博士的眼睛：

“赵博士，我是红党的人。”

房间里安静得能听见彼此的呼吸声。

赵博士盯着他，没有说话。

李宜洺继续说：

“组织上知道您家里出事了。

日本人绑了您的妻子和儿子，关在法租界西区一个仓库里。

我们的人在盯着，暂时安全。”

“你们怎么知道？”赵博士的声音有些沙哑。

“我们有情报渠道。”李宜洺没有细说，“更重要的是，组织上让我告诉您：我们愿意帮您救人。”

赵博士愣住了。

“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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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意帮我救人？”

“对。”李宜洺点头，“不是交换，不是条件，就是想问您：把人救出来之后，您打算往哪里安置？”

赵博士张了张嘴，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

他想过无数种可能。

求日本人放人，求美国人帮忙，求褚万霖出面，甚至想过自己去找军统或者中统。

但他从没想过，会是红党找上门来。

而且不是交换，不是条件，只是问救出来之后，往哪里安置。

“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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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不提条件？”他问。

李宜洺笑了笑：

“赵博士，我加入红党，是因为我相信他们是真心想救这个国家。

您研究的链霉素，能救很多人的命。

这样的人，我们不想看着他被日本人毁掉。

就这么简单。”

赵博士沉默了很久。

他想起亨利·考克斯那张虚伪的脸，想起那句“新的家庭，新的生活，几个老婆也不是不可以”。

他想起褚万霖的沉默，想起那些平日里称兄道弟的人，此刻全都躲得远远的。

而眼前这个年轻人，平时不显山不露水，此刻却冒着巨大的风险来找他。

“赵博士？”李宜洺轻声问。

赵博士抬起头。

他想起那个美国人的话：你想清楚。

没有我，你连上海都出不去。

他想起日本人手里的妻儿。

他想起自己这些年的研究，那些日夜，那些心血。

然后他说：

“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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