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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先生在自己的办公室来回踱步。

他已经好几天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了。

不是因为上海的局势，毕竟局势已经坏到不能再坏了，再想也没有用。

让他不安的是他身边的人。

他安排人手布置新的潜伏计划，进展缓慢得不像话。

联络点该撤的没撤，电台该转移的没转移，新的人手该安的没安。

他催了几次，下面的人嘴上答应，转头就没有下文了。

最让他不安的是蔡公治。

这个跟了他多年的机要室主任，这几天几乎没有离开过据点。

以前他每天都要出去，联络这个，协调那个，忙得脚不沾地。

现在他整天待在办公室里，门关着，窗帘拉着，不知道在里面做什么。

曾先生让人去叫他，他说在整理文件。

再叫人去叫，他说身体不舒服。

第三次叫人去叫，他干脆不出来了。

曾先生坐在办公室里，面前的茶已经凉了，他没有喝。

窗外的法租界还是老样子，街上人来人往，黄包车跑来跑去，梧桐树的叶子快落光了，光秃秃的枝丫在风里晃。

他看了一会儿，把目光收回来，落在桌上那几份报告上。

报告写得很漂亮，字迹工整，条理清晰，但他知道，里面的内容全是假的。

潜伏点没有布置好，电台没有到位，人手没有落实。

他签了字，让他们去办，他们办了没有，他不知道。

他只知道，他签出去的字，像石头扔进水里，连个水花都没有。

门被敲了两下。

“进来。”

蔡公治推门进来，手里拿着一封信，没有封口。

他走到桌前，把信放在桌上，退后一步，站在那里，没有说话。

曾先生低头看了一眼，信封上写着“曾先生亲启”四个字，字迹很陌生，不是他认识的人写的。

“谁送来的？”

“毛人凤的人。”

蔡公治的声音很平静。

曾先生的手停在信封上。

毛人凤。

戴雨浓的人。

这个时候送信来，不会是好消息。

他抽出信纸，展开，看了几行。

心头一震。

“曾先生，信上说了什么？”蔡公治问。

曾先生没有回答。

他把信纸折好，塞进口袋里，抬起头，看着蔡公治。

两个人对视了几秒，谁都没有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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